中国宗教学30年

作者: 牟钟鉴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中国宗教学30年（上篇）

奋进的历程：30年，宗教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

　　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它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打破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封闭状态，激活了社会生活，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迎来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春天。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复苏与开展，宗教研究也活跃起来，宗教学的名称开始见于文件和报刊。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联络全国的学者，陆续在各地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规划会议，重新组织学术队伍，全面开展学术研究。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与会者有130余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学人，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梅益出席会议。老一辈人士与学者中有丁光训、任继愈、季羡林、蔡尚思、罗竹风、陈国符、徐怀启、侯方岳、严北溟、方国瑜、陈泽民、姜椿芳、徐梵澄、纳忠、王神荫、马贤、谷苞、熊德基、王怀德、郭朋、石峻、马学良、张德光等，还有一批当时处在壮年的学者，如罗冠宗、韩文藻、王尧、卿希泰、丁汉儒、马兆椿、勉维霖、多杰才旦、高振农、肖志恬、朱德生、黄心川、赵复三、郑建业、耿世民、马耀、朱天顺、唐明邦、陈修斋、徐如雷、尹大贻等。当时处在中青年的学者，有吕大吉、金宜久、何耀华、王友三、陈启伟、戴康生、闫韬、李富华、牟钟鉴、张义德等。这次会议实现了政、教、学三界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决定创办《世界宗教研究》，号召在全国各地开展宗教研究。会上发言批判“宗教鸦片基石论”，提出要清除“文革”左倾思想影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神圣权利，必须坚决维护。虽然观点上有分歧，但理性的态度是主导性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宗教学正式兴起的标志，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从此，宗教学研究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198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文件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相结合，从正反两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基本观点。指明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中国宗教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团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是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还提出：“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这个文件的颁布，不仅使宗教工作开辟出新局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逐步落实，也极大推动了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从正面阐明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容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1世纪开始以来，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宗教工作和宗教学研究指明了主导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系统从世界宗教研究所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发展出许许多多研究机构，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科学院都陆续建立了宗教研究所或研究室；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学如北大、人大、中央民大、复旦、武大、中大、山大、厦大、南大、川大、浙大等，纷纷成立了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或宗教研究所，设置宗教学专业的本科、硕士点、博士点，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宗教学专业人才，不断充实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力量。目前仅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就有在读博士生26名，硕士生24名，本科生135名。宗教研究刊物也多了起来，如《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宗教学研究》、《当代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学》（集刊）、《宗教》、《世界宗教文化》、《宗教与民族》（集刊）、《佛学研究》、《佛教文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部分宗教学内容）、《金陵神学志》、《天风》、《中国天主教》等。宗教学界的刊物提倡理性的研究，宗教界的刊物当然在教言教，也不乏学术性的文章。还有一大批地方性宗教研究刊物，如《福建宗教》、《上海道教》等，不下数十种。各地宗教学研究在共同发展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如世界宗教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它的学科分支齐全、承担国家项目众多的传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基地的特色在佛教与基督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特色在民族宗教学研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道教与宗教学研究，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在基督教与宗教对话研究，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基地的特色在犹太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当代宗教研究，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的特色在伊斯兰教研究，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1983年设立以来，宗教学学科组评审资助了许多宗教研究项目课题，并向青年项目倾斜，鼓励青年学者探讨宗教。30年来，宗教学学术专著大量出版，发表的论文数量庞大，在流通市场中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作者和读者的队伍同时迅速壮大了。根据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4家资料统计，至2006年5月馆藏宗教类中文图书约1700余种，包括专著、论集、译著、文献注讲与选编、工具书等，作者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港澳台学者，其中大部分书籍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并且增加很快。国内唯一专业性的宗教文化出版社成立13年来共出版宗教类图书1000余种。中国民族报社开办了《宗教周刊》，深受社会的欢迎。与此同时，国内外宗教学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频繁，规模也在不断扩展。中国与海外宗教学者互访，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对话交流相互促进。西方宗教学的经典著作和当代名著的翻译工作得到空前的发展，系统性强，涵盖面大，消除了不少文化交流中的文字障碍。大陆宗教学的活跃，得益于吸收海外国外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促进了海外国外学界对中国宗教及研究的关注。海峡两岸的宗教学交流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活跃的组成部分，它和两岸宗教界的交流汇合起来，推进了两岸和平统一事业。

　　近30年里，宗教学已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显学，它在为国家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咨询、繁荣人文学术研究、培训宗教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国内外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的研究成果不断流布，促使社会各界以更加开放的心胸了解宗教，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增加了宗教知识，学会与它正常相处，推动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宗教对话，也有益于各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未来的重任：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创造更多新理论

　　中国宗教学30年的发展速度在人文学科领域已属罕见，成绩骄人，但与时代的要求和长远目标相比，只能算是初级阶段。不仅许多问题争议不休，而且存在着薄弱和空缺地带，一些领域未来开拓的空间仍然很大，而宗教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则刚刚开始。例如：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宗教发展新趋势及对我国影响的研究亟须加强，前苏联宗教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做得不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有待充实深化，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长期聚讼纷纭，民间宗教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未获明确认识，宗教立法与当代政教关系研究尚须大力进行，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还要全方位加以揭示，传统宗教的研究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拓展，其现代转型研究成果不足，以及宗教心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文化学都需要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等等，总之用得上《论语》的一句话，宗教学尚“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不断努力，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使中国的宗教学产生出更多的创新理论，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宗教学30年（下篇）

牟钟鉴


　　①宗教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以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1989年）和他独撰的《宗教学通论新编》（1993年）为标志，中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其特点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西方宗教学成果及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宗教“四要素”说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信仰要尊重，研究要理性”，影响巨大。罗竹风与陈泽民主编的《宗教学概论》（1991年）总序指出：“宗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证明宗教信仰命题的真伪，而在于通过对宗教现象的探索、研究去认识人和人的社会。”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1986年）和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纲要》（2003年）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在培养宗教学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卓新平的《宗教理解》（1999年）和张志刚主编的《宗教研究指要》（2005年）都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介绍外国宗教学的成就，并与中国宗教文化连接起来，推动了宗教学的发展。罗竹风主编阮仁泽、肖志恬为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1987年）阐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此后，施船升（高师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1998年），王作安的《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2002年），龚学增的《社会主义与宗教》（2003年），叶小文的《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2007年），何虎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2004年），魏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2008年），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作了新的解释，从正面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兼容性及实践途径。

　　关于宗教的本质，学者们突破了宗教“鸦片基石论”的前苏联模式，提出“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视宗教为异己力量的观念。先是赵朴初强调宗教的文化性，而后吕大吉、方立天、卓新平、牟钟鉴等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并认为提高文化品位是宗教发展的健康方向。于是宗教研究超出“教义宗教”的狭小范围，进入广阔的天地。

　　关于宗教的结构和功能，学者们打破以往平面化的视野，揭示宗教立体化多维度的结构和各种社会功能。有吕大吉的宗教“四要素”说（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牟钟鉴的宗教“四层次”说（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实体、宗教文化），王雷泉的宗教“三层次”说（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关于宗教的功能，除以往较多关注宗教的政治功能外，现在则更多地关注宗教的心理功能、道德功能、公益功能、文化功能，其正负价值则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②世界与中国宗教史研究

　　综合性宗教史和各大教专史都有重要成果问世。如：牟钟鉴、张践的《中国宗教通史》（2000年），周燮藩、牟钟鉴等的《中国宗教纵览》（1992年），郭鹏的《中国佛教思想史》（1995年），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主撰的《中国佛教史》三卷（1993年），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2002年），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000年），刘成有的《近代居士佛学研究》（2002年），陈兵、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2000年），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1988年——199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1990年），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主编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1991年），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2006年），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合着《中国伊斯兰教史》（1998年），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1994年），唐逸主编的《基督教史》（1993年），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2004年），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992年）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乐峰主编的《俄国宗教史》上下卷（2008年），是目前中国学者撰写外国宗教全史难得的作品。

　　道教史的研究，包括经典、教义、教派、人物、道术、文化等研究，在佛、道、伊、天、基五大教中，以往基础是最薄弱的。近30年则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最活跃、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一大批老中青道教学学者如李养正、卿希泰、汤一介、胡孚琛、卢国龙、王卡、李刚、陈耀庭、刘仲宇、詹石窗、樊光春、李远国、朱越利、许抗生、张广保、王宗昱、孙亦平、吕锡琛、强昱、陈霞、谢路军、赵卫东等，努力开拓，为道教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华道藏》49册（张继禹主编、王卡常务副主编，2003年）的编纂出版成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事。


　　③宗教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宗教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这是中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年，学界引进西方宗教社会学，并用以考察中国宗教的社会功能，出现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如：戴康生等的《宗教社会学》（1999年），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2001年），李向平的《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2006年），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2006年）。2008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④宗教人类学的引进与民族宗教学的诞生

　　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的复兴和发展，宗教人类学也日渐活跃起来，为中国宗教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支。金泽的《宗教人类学导论》（2001年），张桥贵、陈麟书的《宗教人类学》（1993年），是两部代表性作品。以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为研究主轴的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宗教学分支新学科出现在中国学术界。与其相关的著作有：张声作主编的《宗教与民族》（1997年），李德洙、叶小文主编的《当代世界民族宗教》（2003年），张践的《宗教·政治·民族》（2005年）和《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1999年），王志平主编的《硝烟中的沉思——当代世界武装冲突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2003年），曹兴的《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2007年）。牟钟鉴主编的《民族宗教学导论》（即将出版）。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一、二、三、四、五辑（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07年）成为民族宗教学研究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⑤宗教与文化的研究

　　世界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宗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在“宗教是文化”理念的带动下，宗教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性的有：赵林的《西方宗教文化》（2005年），马焯荣的《中西宗教与文学》（1991年），吕大吉、余敦康、牟钟鉴、张践合著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卷本（2005年），王文东的《宗教伦理学》。佛教文化方面有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88年），楼宇烈的《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2003年），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年），刑莉的《观音神圣与世俗》（2000年）。道教文化方面有卿希泰的《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2007年），詹石窗的《道教文化十五讲》（2003年）。伊斯兰教文化方面有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1995年），马启成的《回族历史与文化暨民族学研究》（2006年），冯今源的《三元集》（2002年），马明良的《伊斯兰文化新论》（1997年）。基督教文化方面有杨慧林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2002年）。西方的宗教文化学理论比较发达，进入中国的时间还不够长，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1993年）予以推动。

　　⑥宗教哲学与宗教对话研究

　　西方宗教哲学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已有几部中国学者的专著出版。如张志刚的《宗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2003年），单纯的《当代西方宗教哲学》（2004年）。关于宗教对话的研究在西方形成新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有约翰·希克、雷蒙·潘尼卡、保罗·尼特、孔汉思等人。国内学者中研究宗教对话最多的是浙江大学的王志成，他先后出版了《解释与拯救：宗教哲学多元论》（1996年）、《宗教、解释与和平》（1999年）、《和平的渴望：当代宗教对话理论》（2003年）等书。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1998年），分专题将儒、佛、道、基四家观点并列，以利于读者比较参照。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88年），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都在推动中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对话。

　　⑦当代宗教研究

　　关注当代国内外宗教现状与重大宗教问题，是中国宗教学界形成的好传统。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当代宗教的新趋势、宗教与民族主义运动、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学的发展、新兴宗教、宗教与国际政治、宗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问题，相关的著作也很多，如：卓新平的《当代西方新教神学》（1998年），李养正的《当代中国道教》（1993年），范丽珠的《当代世界宗教学》（2006年），徐以骅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4辑（2004年、2005年、2007年），于歌的《美国的本质》（2006年），傅友德的《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1997年），吴云贵、周燮藩的《近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2000年），金宜久、吴云贵的《伊斯兰与国际热点》（2001年），金宜久主编的《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2008年），何希泉主编的《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透视》（2002年），许涛、何希泉主编的《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2003年），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1999年），高师宁的《新兴宗教初探》（2006年），蔡德贵的《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2001年），段琦的《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2007年），陈村富的《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2005年），李平晔的《信仰与现实之间》（2004年）等。

　　在中国基督教界，有两位思想家在深入进行当代基督教神学建设的思考，并结集成书。一是丁光训的《丁光训文集》（1998年），二是陈泽民的《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2007年），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佛教界则有赵朴初居士，他的当代人间佛教思想见于《佛教常识答问》（2003年），《赵朴初文集》（2007年），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诗词中，见《赵朴初韵文集》（2003年）。

⑧中国各民族宗教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各民族的宗教、哲学、道德、文艺、民俗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在文化复兴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推动下，学界在探讨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各民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

　　一是原生型宗教研究成果。如：吕大吉、何耀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多卷本（1993年、1996年、1999年、2000年），林河的《中国巫傩史》（2001年），陶阳、牟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2006年），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1992年），富育光的《萨满论》（2000年），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2000年），郭淑云、王宏刚的《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2001年），李国文的《东巴文化与纳西族哲学》（1991年），杨福泉的《纳西族文化史论》（2006年），覃乃昌主编《布洛陀寻踪》，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1994年），吉合蔡华的《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2005年），时国轻的《壮族布洛陀信仰研究》（2008年）等。

　　二是创生型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研究成果。藏传佛教研究方面有：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年），丁汉儒等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1991年），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年），周炜的《佛界：活佛转世与西藏文明》（2000年）等。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2000年），勉维霖主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1997年），米寿江、尤佳的《中国伊斯兰教简史》（2000年），周燮藩、沙秋真的《伊斯兰教在中国》（2002年），杨桂萍的《马德新思想研究》（2004年）。

　　综合性民族宗教研究有：宝贵贞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2007年）。民族地区宗教研究有：林建曾等的《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2002年），佟德富主编《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2007年），李进新的《新疆宗教演变史》（2003年），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1999年）。民族宗教交流史研究有：孙悟湖的《汉族 藏族 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2006年）等。

　　⑨西方宗教学成果的介绍与翻译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的国际交流畅通起来。西方宗教学经典和当代著作大量被译介到中国。吕大吉的《西方宗教学说史》（1994年），第一次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西方宗教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学派，影响广泛。与此同时，原典的翻译加快了步伐。吕大吉、何光沪、高师宁、金泽、王志成等学者翻译了一系列西方宗教学原典。如：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1989年）和《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1989年），埃里克·J·夏普的《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何光沪、徐大建译，1988年），约翰·麦奎利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想》（髙师宁、何光沪译，1989年），彼得·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宗教与人类生活》（高师宁译，1991年），菲奥纳·鲍伊的《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2004年），杜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1999年），约翰·希克的《宗教哲学》（何光沪译，1988年），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王志成、思竹译，2001年），马凌诺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2002年），保罗·蒂利希的《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1988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1987年），约翰·B·诺斯、戴维·S·诺斯的《人类的宗教》（江熙泰等译，2005年），伊利亚德的《宗教思想史》（晏可佳译，2004年），汤因比、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85年），秦家懿、孔汉思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1990年），孔汉思、库舎尔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1997年），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宗教的未来》（王志成、思竹译，2002年），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王志成、思竹译，2002年），和《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王志成译，2007年）等。此外，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1991年），孙亦平主编《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2002年），为读者查阅提供了方便。
　⑩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汇编

　　宗教学研究成果的积累，加上研究工作的需要和社会人士想要了解宗教的需要，推动了宗教学工具书撰著和文献资料编辑的工作，其成果也是显著的。

　　综合性的辞书，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词典》（1998年），罗竹风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988年）。分类的辞书，有全根先、张有道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化大典》五册（1999年），闵智亭、李养正主编的《道教大辞典》（1994年），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1995年），宛耀宾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1994年），文庸、卓新平、乐峰等编写的《基督教词典》（1994年），蓝鸿恩、王松主持编写的《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1990年）等。

　　大型的宗教资料汇编有数种，除已提到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中华道藏》外，还有：周燮藩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120册，包括“藏外佛经”（佛教）、“三洞拾遗”（道教）、“东传福音”（基督教）、“清真大典”（伊斯兰教）、“民间宝卷”（民间宗教）5个部分（200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106册（2004年），已出齐。这里要单独提一下，马坚译的《古兰经》（汉文译本，1981年）对于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结束语

　　以上宗教学10类专著成果只是粗略的分类和选列，限于本人见闻和文章篇幅，遗缺一定很多，也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不过这已经能够窥见中国大陆宗教学研究30年的波澜壮阔局面。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亦相当可观，由于本人能力不逮，暂付阙如。至于宗教学学术论文，数量巨大，难以统计整理。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宗教研究四十年》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2004年），其中有十篇论文具有总结性质，包括宗教学综合发展、宗教学理论、宗教文化、当代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民间宗教在近40年间研究的回顾，内含丰富的学术资料信息。民族出版社近期（2008年1月）推出一套《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共8卷，精选各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文，汇集成册。作品时间跨度较大，但以近30年间文章为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大陆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研究成就。它们是：《宗教学理论卷》（吕大吉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宗教卷》（吕大吉 龚学增主编）、《佛教卷》（楼宇烈主编）、《道教卷》（牟钟鉴主编）、《伊斯兰教卷》（金宜久主编）、《基督教卷》（卓新平主编）、《民间宗教卷》（马西沙主编）、《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孟慧英主编）。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西方学术史上的人类学与宗教学

作者: 牟钟鉴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有人文主义传统，但这一传统被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独断统治所中断。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启蒙思潮成为时代精神。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冲破神创世界历史的神学樊篱，开启了用理性的态度、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的近代人文学术的传统。进化论催生了人类学（民族学在西方又称人类学），也催生了宗教学。所以人类学和宗教学都是进化论的产儿，两者既互动交错，又平行发展，成为关系最密切的相邻学科。1870年，麦克斯·缪勒(1823-1900)发表《宗教学导论》，标志着宗教学正式建立。缪勒同时是语言人类学家，他通过对若干民族语言的比较，建立起比较神话学，进而建立起比较宗教学，用语言学对宗教进行分类，在研究雅利安族系、闪米特族系和图兰族系宗教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宗教本质和起源的理论。泰勒(1832—1917)被学术界尊为人类学之父和宗教人类学之父，他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既是人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宗教人类学的开创性之作，他在大量人类学调查资料基础上，提出“万物有灵论”，对宗教的起源作了深刻的说明，论证了灵魂不死观念是宗教最古老的观念，尔后发展出各种神灵崇拜和宗教。泰勒是文化进化论派的代表之一，他的“万物有灵论”是为了说明人类文化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发展，他的宗教人类学是他整个人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化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斯宾塞和弗雷泽。斯宾塞(1820—1903)在人类学上提出社会进化论，在宗教学上提出“祖灵论”，把祖先崇拜看作一切宗教的起源，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弗雷泽(1854—1941)首先使用“社会人类学”这一名称，他在《金枝》一书中提出“巫术一宗教一科学”这一著名的人类学文化进化的程式，用以说明文明发展的规律。
　　在人类学文化传播学派中，施米特(1868—1954)和史密斯(1846—1894)是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提出“文化圈”理论，用以说明人类文化的传播是有民族区域划分的，由文明创发的中心地区向四周辐射，史密斯更是认为埃及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然后将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宗教学上，施米特提出“原始一神教”论，而多神教是后起的，被称为“宗教退化论”。史密斯则提出“图腾论”，认为图腾崇拜不仅是一切宗教的起源，而且是社会文化、道德和组织的起源。
　　在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学派中，法国的杜尔凯姆和斯特劳斯颇具代表性。杜尔凯姆(1858—1917)主张用社会学来统摄民族学，认为社会结构功能决定社会文化，应由社会结构特征来划分社会类型，由简单到复杂，通过不断组合而形成“复杂多元社会”。在宗教学上，他提出原始宗教就是氏族宗教，图腾崇拜则是氏族宗教的主要形态，是氏族的“集体观念”，是氏族社会的旗帜。斯特劳斯(1908一)创建了“结构社会学”，认为社会需要秩序，秩序要用符号表达，而文化就是象征符号体系。他用结构社会学来说明神话的结构和层次，以此找到神话与社会制度、信仰、语言、经济等方面的联系。
　　在人类学历史批判学派中，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1858—1942)贡献突出。他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提出“文化独立论”和“文化相对论”，主张民族平等，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价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应彼此取代。他的文化相对论弥补了进化论的缺陷，也给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在人类学功能学派中，马林诺夫斯基具有代表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认为文化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因此，特别强调文化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进入他考察的视野。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宗教信仰可以使个人摆脱其精神的冲突，而使社会避免瓦解的状态”，“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类文化的绵续，而这种文化绵续的涵义是：人类努力及人类关系必须打破鬼门关而继续存在。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在它的信条方面，宗教与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他的结论是：“宗教最后却是深深地生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可以看出，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派对于宗教的文化功能极为重视，而且其探讨问题的眼光已经离开文化本身，深入到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需要的深层次。
　　在人类学心理学派中，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无疑最具影响力。他用揭示潜意识冲动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社会文化和宗教现象。他写了《图腾与禁忌》，认为原始民族的乱伦、禁忌、万物有灵、巫术、图腾等崇拜与行为，是人类童年的精神病态，作为宗教起源的图腾崇拜是“奥狄浦斯情结”(弑父妻母)所致，认为宗教乃人类罪恶感加上懊悔心理所造成的。尽管弗氏的学说在后世褒贬不一，但他推动了宗教心理学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关注宗教这一复杂社会文化现象中的情感的心理的因素，而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具有神秘性与非实证性，既是宗教不可缺少的内在要素，也是宗教学最难把握的领域。
　　从以上有选择的介绍中，我们已经能够说明，西方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都十分关注宗教研究，并且在宗教学的开拓上做出各自重要的贡献。有时候宗教学作为人类学的组成部分，有时候人类学与宗教学互动互促、平行发展。这是一个良好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传统。
　　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来说，西方人类学家兼宗教学家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研究氏族部落的宗教，也可称为原始氏族的宗教，它是宗教最早的形态，与氏族的生存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从发生学上研究宗教与早期民族的关系，正是民族宗教学的起点。所以西方学者的研究极有借鉴意义。第二，人类学与宗教学从一开始就强调比较研究，他们最初的研究对象都是与生活在其中的西方社会相异的、距离遥远的、发展程度较低的族群及其文化，他们的研究都是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从比较中找普遍性，从差异中找共同点。缪勒的名言是：“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所以比较宗教学必须研究不同民族的信仰。而民族宗教学也要进行多民族的信仰比较，如东西方民族宗教的异同，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宗教的异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宗教的异同等等。第三，强调研究要有参与观察与理性态度，不是神学的态度也不是傲慢的态度，要有同情的了解和客观的分析。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批评两种偏激，一种是信仰主义的，认为“宗教这个题目似乎太神圣了，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另一种是反宗教的，把宗教看成与中世纪的炼金术和占星术一样，“只不过是谬误或幻觉构成的东西，不配受到科学界的注意”。由此可知，西方宗教学是在摆脱神学和超越以反宗教为目标的无神论之后出现的，它不把宗教作为崇拜对象，也不把宗教作为敌视对象，而是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去说明它。今天在说明宗教过程中我们可以综合其多学派理论方法而用之，如社会进化论、文化相对论、文化传播论、文化结构论与符号论、文化功能论与心理分析等，取其所长而补其所短。其中尤其要关注文化相对论，树立文化多样性理念和平等宽容精神，这对于民族宗教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人类学和宗教学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以西方文化和宗教为其主要背景，虽然研究对象往往是异域文化，而研究资料则是经过西方的理论过滤的，因此，其人类学和宗教学明显带有西方文化的标记，却自以为具有全球意义。我们认为，它们确实给近代人文学科提供了不少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但缺少东方的理论和传统，尤其缺少中国宗教的素材和学术。而弥补这种不足主要应靠东方的学者、中国的学者。我们应当为宗教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