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大事年表

公元 日本年號 記事
522年 繼體16 中國梁人司馬達（司馬達止）等到達日本，結庵奉佛。
538年 欽明 7 百濟聖明王獻佛像、經論（《上官聖德法王 帝說》一說552 年《日本書紀》）。
552年 欽明13 蘇我氏與物部氏、中臣氏爭論國家是否應該奉佛。
570年 欽明31 物部氏等排佛派把佛寺燒毀，把佛像投入難波之中。
577年 敏達6 百濟聖明王獻經論、禪師、比丘尼、咒禁師、造佛工、造寺工予日本。
584年 敏達13 蘇我馬子在石川住宅建寺，置佛像，請善信尼修法。
587年 用明2 蘇我馬子滅物部氏。廄戶皇子在攝津造四天王寺。
588年 崇俊1 覺信尼等入百濟修學。法興寺（飛鳥寺、元興寺）動工。
593年 推古1 廄戶皇子（聖德太子）為皇太子，攝政。把四天王寺移建難波之荒陵。
594年 推古2 聖德太子下詔興隆三寶。
595年 推古3 高句麗僧慧慈、慧總赴日，聖德太子師之。
596年 推古4 飛鳥寺（法興寺）建成。
602年 推古10 百濟僧觀勒到日本，獻曆本、天文地理、遁甲方術之書。
604年 推古12 聖德太子頒布《憲法十七條》。
607年 推古15 派小野妹子遣隋，溝通中日邦交。
608年 推古16 四月小野妹子歸國。九月攜留學生（僧）再次使隋。建法隆寺。
610年 推古18 高句麗僧曇微、法定到達日本；曇微精通五經，造彩色面具、紙墨等。
611年 推古19 聖德太子開始著《勝鬘經義疏》，《維摩經義疏》、《法華經義疏》。
615年 推古23 聖德太子完成《三經義疏》。
622年 推古30 聖德太子去世。
623年 推古31 新羅、任那派使者到日本，送佛像、佛具。
624年 推古32 任命僧正、僧都、法頭，使檢校僧尼。
625年 推古33 高句麗僧慧灌傳入三論宗 （第一傳）。
630年 舒明2 首次遣唐使入唐。
645年 大化1 蘇我氏滅亡。下詔興隆佛法，任命十師、法頭。
661年 齊明7 道昭傳入法相宗（第一傳）（一說660年《日本佛教史綱》）
676年 天武4 遣使諸國說《金光明經》、《仁王經》。
678年 天武6 道光傳律宗。
680年 天武8 開始在宮中和諸寺講《金光明經》。
684年 天武12 任命僧正、僧都、律師，使統領僧尼。
685年 天武13 命各地每家設佛龕，置佛像、佛經，禮拜供養。
699年 文武3 役小角被流放到伊豆島。
700年 文武4 道昭（72）去世，首次舉行火葬。
701年 大寶1 公布《大寶令》，內有《僧尼令》。
702年 大寶2 諸國設國師。
717年 養老1 禁止私度僧尼，禁止行基的布教活動。
718年 養老2 道慈歸國，帶回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
720年 養老4 首次向僧尼授公驗。
723年 養老7 在興福寺興建施葯院、悲田院。
728年 神龜5 向諸國頒發《金光明經》
735年 天平7 玄昉由唐歸國，帶回經論5000余卷。
736年 天平8 天竺僧菩提仙那、林邑僧佛哲、唐僧道璇到達日本。
741年 天平13 詔全國建國分僧寺、國分尼寺。
743年 天平15 聖武天皇發願造盧舍那金銅大佛像。
745年 天平16 行基任大僧正。
749年 天平勝寶1 聖武上皇 臨幸東大寺自稱“三寶之奴”。八藩神托宣上京。
752年 天平勝寶4 東大寺盧舍那大佛像造成，舉行開光法會。聖武上皇、孝謙天皇、光明皇太後臨幸東大寺。
753年 天平勝寶5 唐鑒真到達日本九州。
754年 天平勝寶6 鑒真到奈良，獻上經論佛像等。鑒真為天皇、皇後、太子等授戒。
755年 天平勝寶7 東大寺戒壇院建成。
759年 天平寶字3 鑒真大師建唐招提寺。
761年 天平寶字5 在下野葯師寺、築紫觀世音寺建立戒壇。
763年 天平寶字7 鑒真去世，年77。
765年 天平神護1 道鏡任太政太臣禪師。
766年 天平神護2 道鏡任法王。
770年 寶龜1 道鏡被流放到下野。
779年 寶龜10 元開（淡海三船）撰《唐大和上東征傳》。
785年 延曆4 最澄在比睿山結庵修行。
788年 延曆7 最澄在比睿山建寺（後為延曆寺）。思托撰《延曆僧錄》。
795年 延曆14 改國師為講師，每國置一人。
796年 延曆15 恆武天皇在平安京建立東寺、西寺等寺廟，鎮護京城。
797年 延曆16 空海撰《三教指歸》。
804年 延曆23 最澄、空海入唐求法。
805年 延曆24 最澄歸國，傳天台宗。
806年 大同1 規定華嚴、天台、律、三論、法相諸宗每年度僧的人數額，最澄也可度2人，標志日本天台宗的獨立。空海歸國，傳真言宗。
816年 弘仁7 空海得賜高野山作為建立傳法道場之地。
818年 弘仁9 最澄制定《天台法華宗學生式》6條、《勸獎天台宗學生式》8條，並著《守護國界章》批駁法相宗。
819年 弘仁10 空海建立高野山金剛峰寺。
820年 弘仁11 最澄撰《顯戒論》。
822年 弘仁13 最澄去世，年56 。敕許在比睿山建大乘戒壇。景戒著《日本靈異記》。
823年 弘仁14 空海得賜東寺，號“教王護國寺”。賜比睿山一乘止觀院“延曆寺”之號。
828年 天長5 空海創建綜藝種智院。
835年 承和2 空海去世，年62。真濟著《空海僧都傳》。
838年 承和5 圓仁、圓行、園載、常曉等隨最後一次遣唐使入唐求法。
847年 承和14 圓仁歸國，撰《入唐求法巡禮記》。
848年 嘉祥1 圓仁在比睿山建常行三味堂，後在此修五台山念佛三味法。
851年 仁壽1 圓仁撰《金剛頂經疏》。
853年 仁壽3 圓珍入唐求法。
858年 天安2 圓珍歸國。
864年 貞觀6 圓仁去世，年72。
925年 延長4 興福寺僧人寬建獲準入唐。
938年 天慶1 空也在京都傳念佛法門（凈土宗）。
983年 永觀1 奝然入宋。宋太宗賜與“法濟大師”的稱號。
985年 寬和1 圓信撰《往生要集》。
987年 永延1 奝然攜帶開寶赦版大藏經歸國。慶滋保胤撰《日本往生極樂記》。
993年 正曆4 圓仁、圓珍的門徒爭斗，後者離開比睿山。
995年 長德1 宋僧源清將字著的等經卷贈送天台座主，並索求宋土失散的經典。
1003年 長保5 疾昭入宋，真宗授予“圓通大師”的稱號。
1006年 寬保3 興福寺與大和國司發生沖突，擁入京都嗷訴。
1020年 寬仁1 藤原道長建成法成寺無量壽院。
1035年 長元8 延曆寺、園城寺僧眾械斗。
1039年 長曆3 延曆寺僧眾向藤原賴通強訴。
1042年 長久3 延曆寺僧眾火燒園城寺。
1052年 永承7 日本佛教以此年為末法的第一年。藤原賴通建宇治平等院。
1072年 延久4 成尋入宋巡禮五台、天台，宋真宗賜予“善慧大師”號。
1081年 永保1 興福寺僧眾火燒多武峰。延曆寺僧眾火燒園城寺。
1082年 永保2 熊野僧眾入京（京都）嗷訴。
1093年 寬治7 興福寺僧眾入京（京都）強訴。
1102年 康和4 興福寺僧眾與院廳官紛爭。
1108年 天仁1 源、平兩氏防備延曆寺僧眾入京。
1113年 永久1 延曆寺、興福寺僧眾械斗。
1120年 寶安1 延曆寺、興福寺僧眾械斗。
1121年 寶安2 延曆寺僧眾火燒園城寺。
1123年 保安4 延曆寺、興福寺僧眾械斗。
1124年 天治1 良忍創融通念佛宗。
1134年 長承3 覺（ ）任高野山大傳法院和金剛峰寺座主。
1140年 寶延6 延曆寺僧眾械斗，覺（ ）被園城寺僧眾襲擊，移根來。
1142年 康治1 園城寺僧眾火燒延曆寺。
1163年 長寬1 延曆寺僧眾火燒園城寺。
1168年 仁安3 榮西入宋求法，同年與重源一起回國。
1175年 安元1 源空倡專修念佛，創立凈土宗。
1180年 治承4 平重衡（沖）燒東大寺、興福寺。
1186年 文治2 顯真請源空到大原勝林寺與詛宗學僧談凈土宗教義（大原問答）。
1187年 文治3 榮西再次入宋求法。
1191年 建久2 榮西回國，傳臨濟宗（臨濟宗成立）。
1194年 建久5 因延曆寺僧眾反對，朝廷禁止榮西，能忍傳禪宗。
1196年 建永7 貞慶撰《彌勒講式》。
1198年 建久9 源空撰《選擇本願念佛集》。榮西撰《興禪護國論》。
1200年 正治2 北條政子建壽福寺，請榮西為住持。幕府禁止念佛宗。
1202年 建仁2 源空制定七條制誡。榮西開始建立建仁寺。
1203年 建仁3 榮西到源賴家建的建仁寺傳禪宗，兼傳天台、密宗。
1205年 元久2 《興福寺奏狀》列舉九大罪狀攻擊凈土宗。
1206年 建永1 高辯創高山寺。興福寺控告源空及其弟子，行空，尊西流放。
1207年 承元1 禁止專修念佛，源空被流放土佐，親鸞被流放到越後。
1211年 建曆1 俊仍在宋留學12年，攜帶經論章疏2000余卷等歸國。
1212年 建曆2 源空去世，年80。
1214年 建保2 榮西撰《吃茶養生記》。
1215年 建保3 榮西去世，年75。
1219年 承永1 禁止專修念佛。
1223年 貞應2 明全、道元入宋。
1224年 元仁1 親鸞撰《教行信證》，傳凈土真宗。
1227年 安貞1 延曆寺僧眾掘毀的墓，要求禁止專修念佛。隆寬、空阿被流放。道元歸國。撰《普勸坐禪儀》，傳入曹洞宗。
1231年 寬喜3 道元撰《辯道話》，即開始撰《正法眼藏》。
1233年 天福1 道元建聖興寺。
1234年 文曆1 禁止專修念佛，藤原教雅被處流刑。
1235年 嘉禎1 幕府禁止專修念佛。圓爾入宋。
1236年 嘉禎2 睿尊、覺勝在東大寺自誓受戒，發誓興律學。
1240年 仁治1 禁止專修念佛。
1241年 仁治2 圓爾回國。
1243年 寬元1 道元在越前創建大佛寺。藤原道家創建東福寺，以圓爾、圓辯為初祖。
1244年 寬元4 圓爾入東福寺，傳臨濟宗。道元到越前創大佛寺。
1246年 寬元4 道元改大佛寺為永平寺，撰《知事清規》。宋僧道隆到日本，傳臨濟宗。
1247年 保治1 幕府請道元到鐮倉。
1251年 建長3 宗性撰《日本高僧傳要文抄》。
1253年 建長5 日蓮開始傳法華信仰。道元去世，年54。
1256年 康元1 北條時賴從道隆剃發出家。
1258年 正嘉2 親鸞著《三帖和贊》
1259年 正元1 南蒲紹明入宋。
1260年 文應1 日蓮著《立正安國論》，進幕府。鐮倉僧眾燒毀日蓮的草庵。宋僧普寧抵日。傳臨濟宗。
1261年 弘長1 日蓮被流放到伊豆。
1262年 弘長2 親鸞去世，年90。
1263年 弘長3 日蓮被赦。
1264年 文永1 日蓮遭到東條景信的襲擊。
1265年 文永2 普寧回國。
1268年 文永5 日蓮向幕府、建長寺、極樂寺等送書，要求公開辯論。凝然著《八宗綱要》。
1269年 文永6 大休正念來日，傳臨濟宗。
1271年 文永8 日蓮被流放佐渡。
1272年 文永9 日蓮著《開目抄》。親鸞女兒覺信尼把親鸞墓移到大谷，安置其遺像。
1273年 文永10 日蓮著《內證血脈抄》、《關心本尊抄》。
1274年 文永11 日蓮被赦，入身延山，一遍創立時宗。
1276年 建治2 一遍的時宗創立。
1277年 建治3 日蓮著《撰時抄》。
1278年 弘安1 道隆去世，年66。
1279年 弘安2 宋僧祖元來日，傳臨濟宗。
1282年 弘安5 日蓮去世，年61。北條時宗創圓覺寺，請無學祖元為開山。
1290年 正應3 日興創建大石寺。
1294年 永仁2 日像到京都傳日蓮宗。
1299年 正安1 一山 一寧作為元的使者在日，開始被軟禁。
1302年 乾元1 一山一寧應請入圓覺寺，傳臨濟宗。
1307年 德治2 日像被流放土佐。
1311年 應長1 凝然著《凈土法門源流章》、《三國佛法傳通緣起》。
1322年 元亨2 虎關師煉著《元亨釋書》。
1324年 正中1 妙超創大德寺。
1325年 正中2 南禪寺鏡圓與延曆寺玄慧進行佛法辯論（正中法論）。
1326年 元德1 元僧楚俊、梵仙等來日，傳臨濟宗。
1334年 建武1 定建仁、東福、萬壽、建長、圓覺為五山，置南禪寺為五山之上。
1336年 建武3 夢窗疏石被授國師號，任臨川寺諸寺之首。（南朝延元1）
1339年 建武4 足利尊氏建天龍寺，請夢窗疏石為初祖。（南朝延元4）
1342年 康永1 幕府定五山十剎，建長、南禪、圓覺、天龍、壽福、建仁、東福為五山。（南朝興國6）
1345年 貞和1 幕府設禪寺僧錄職，任春屋命妙葩為僧錄。（南朝興國6）[注]
1368年 應安1 南禪寺祖禪著《續正法論》，貶諸宗。延曆寺徒眾襲擊南禪寺。（南朝正平23）
1379年 康曆1 幕府在各地建安國寺、利生塔。（南朝天授5）[注]
1383年 永德3 足利義滿創建相國寺，尊夢窗疏石為初祖，春屋妙葩為二祖。
1386年 至德3 幕府定五山名次，以南禪寺為第一，位於五山之上。（南朝元中3）
1398年 應永5 足利義滿建造鹿苑寺金閣。
1401年 應永9 幕府以相國寺為五山第一。
1436年 應永8 關東管領足利義持破坏日蓮宗寺院。
1458年 長祿2 幕府禁止五山僧徒不經僧錄補任諸職。
1465年 寬正6 延曆寺僧眾襲擊和破坏本願寺大谷本廟，蓮如逃到近江。日住向將軍義政獻《諫曉書》。延曆寺僧眾要求取消在京都的日蓮宗寺院。
1467年 應仁1 “應仁之亂”開始，相國寺和南禪寺遭到兵火，寺院相繼遭到嚴重破坏。
1470年 文明2 興福寺僧眾襲擊奈良的日蓮宗徒。周鳳撰《善鄰國寶記》。
1471年 文明3 蓮如在越前吉崎建立道場。
1474年 文明6 一向宗（真宗）在加賀開始武裝斗爭（一向一揆）。
1479年 文明11 蓮如在山城山科再建本願寺。
1481年 文明13 加賀一向宗武裝與醫王山惣（總）海寺、越中石黑義光作戰。興福寺眾徒襲擊大和辰市的一向宗徒。
1483年 文明15 足利義政建立東山殿（銀閣）。
1488年 長亨2 加賀一向宗武裝攻高尾城，守護富（木堅）政親自殺。
1497年 明應6 蓮如創建石山本願寺。
1499年 明應8 蓮如去世，年85。
1501年 文龜1 細川政元，讓日蓮宗、凈土宗進行宗義辯論。
1506年 永正3 北陸一向宗武裝迅猛發展。
1514年 永正11 幕府禁止播磨國的一向宗，（角鳥）莊政所取締莊內的念佛道場。
1524年 大永4 延曆寺僧眾毀坏日蓮宗徒的房屋，此後沖突加劇。
1532年 天文1 京都的日蓮宗徒展開武裝自衛和斗爭，在六角定賴的支持下攻毀山科本願寺。奈良的一向宗徒火燒興福寺。
1533年 天文2 細川晴元、日蓮宗徒在界、伊丹與一向宗徒戰斗。
1534年 天文3 細川晴元與一向宗武裝在攝津作戰。
1536年 天文5 六角定賴等的幕府軍隊與延曆寺僧眾聯合打敗京都的日蓮宗武裝，燒毀日蓮宗寺院。日蓮宗被迫離開京都。
1542年 天文11 準許日蓮宗在京都再建寺院。
1555年 弘治1 越前守護朝倉義景攻打加賀的一向宗徒。相良氏禁止領地內的一向宗。
1556年 弘治2 朝倉義景與一向宗和解。
1559年 永祿2 本願寺顯如列入門跡。
1563年 永祿6 松平家康和三河的一向宗武裝作戰。
1564年 永祿7 三河一向宗武裝向松平家康投降。
1566年 永祿9 北條氏禁止領內的一向宗。
1570年 元龜1 織田信長與一向宗武裝之間的石山戰爭開始。伊勢長島的一向宗武裝之間的石山戰爭開始。伊勢長島的一向宗武裝攻打織田信興自殺。
1571年 元龜2 織田信長攻入比睿山，燒毀寺院。
1572年 元龜3 上杉謙信打敗越中的一向宗武裝。
1574年 天正2 織田信長打敗伊勢長島的一向宗武裝。
1575年 天正3 織田信長打敗越前的一向宗武裝。
1577年 天正5 織田信長打敗紀州雜賀的一向宗武裝。
1579年 天正7 織田信長在安土城支持凈土宗貞安等人與日蓮宗日（日光）辯論，判日蓮宗敗，受罰。（安土宗論）。
1580年 天正8 一向宗法主顯如與織田信長講和，石山會戰結束。
1581年 天正9 織田信長殺高野山僧徒（高野聖）1383人。
1583年 天正11 家康解除各地禁止一向宗的禁令。
1585年 天正13 羽柴秀吉（豐臣秀吉）燒毀根來寺，又攻入高野山威懾當地僧眾。
1591年 天正19 本願寺從大阪移回京都。
1594年 文祿3 秀吉命諸寺嚴守戒律，致志學問。
1595年 文祿4 豐臣秀吉在廣方寺舉行大佛供養千僧法會，日蓮宗僧日奧倡“不受不施”之義，拒絕與會。
1599年 慶長4 德川家康召日奧到大阪城，命他與主張“不受不施”的日紹辯論，翌年把他流放到對馬。
1600年 慶長5 日奧被流放。
1601年 慶長6 德川幕府向高野山下達法度。
1602年 慶長7 本願寺分為東、西本願寺。
1606年 慶長11 高野山學侶與行人紛爭。
1608年 慶長13 向比睿山下達法度。在江戶，凈土宗廓山與日蓮宗日經辯論（慶長宗論）。日經被處罰。
1609年 慶長14 向園城寺、東寺、醍醐寺、關東真言宗古意派、相模大山寺、聖護院等下達法度。
1610年 慶長15 向石山寺、高野山下達法度。
1612年 慶長17 向曹洞宗、興福寺、長谷寺下達法度。
1613年 慶長18 向關東天台宗、修驗道、關東新義真言宗下達法度。
1615年 元和1 制定本寺本山諸法度，其中有《五山十剎諸山諸法度》、《大德寺諸法度》、《妙心寺諸法度》、《真言宗諸法度》、《永平寺諸法度》、《總持寺諸法度》、《凈土宗諸法度》等。
1616年 元和2 天海奉命在日光山建德川家廟。向身延山久遠寺下達法度。
1617年 元和3 把家康改葬日光山，授“東照大權現”之號。
1619年 元和5 崇傳任僧錄司。京都把60余基督教徒處以火刑。
1625年 寬永2 天海在江戶創建寬永寺，稱東睿山。
1627年 寬永4 制定諸宗僧侶位階、出世法度。在長崎逮捕基督教徒340人。
1629年 寬永6 久遠寺的日遢與本門寺的日樹就“不受不施”與“不受不施”派教義進行辯論。身延山的日遢向幕府告不受不施派。長崎嚴厲鎮壓基督教徒，有很多基督教徒被迫改宗。
1630年 寬永7 日蓮宗不受不施派的日奧、日樹、日賢、日弘等被流放。
1631年 寬永8 幕府命諸宗制交末寺帳，禁止在江戶建造新寺。
1632年 寬永9 諸宗向幕府上交末寺帳。
1635年 寬永12 嚴禁基督教。幕府置寺社奉行，在全國推行由寺院證明身份制度（寺譜制）。
1637年 寬永14 刊印天海版大藏經。“島原之亂”。
1639年 寬永16 本願寺派設立學（ ）（學校）。
1640年 寬永17 置“宗門改役”，命各地制作宗門戶籍（宗門人別帳）。
1649年 安慶2 向高野山學侶、諸院、眾徒、行人下達法度。
1654年 承應3 明僧隱元到日本，後創黃檗宗。
1655年 明曆1 幕府命毀本願寺學（ ），處罰月感等人。
1663年 寬文3 制止日蓮宗徒毀謗凈土宗。隱元傳黃檗宗。
1665年 寬文5 制定諸宗寺院法度。
1666年 寬文6 岡山藩、水戶藩、會津藩整頓寺院。
1668年 寬文8 禁止新建寺院。
1671年 寬文11 統一門戶籍的記載格式。
1687年 貞亨4 日蓮宗不受不施派僧人被流放。
1691年 元祿4 禁止日蓮宗悲田派。
1692年 元祿5 幕府對高野山學侶、行人之間的沖突進行裁判，驅逐千余人。
1702年 元祿4 師蠻著《本朝高僧傳》。
1722年 亨保7 制定有關諸宗僧侶的法度。
1741年 寬保1 命寺院的公事、訴訟在錄所、触頭、本寺（總寺）處理。
1744年 延亨1 富永仲基著《出定後語》。倡大乘非佛說。
1762年 寶曆12 禁止隨意改派改宗。禁止建立新寺和向寺院施舍田地。
1774年 永安3 東、西本願寺請公稱凈土真宗。
1795年 寬政7 禁止上總、下總的農民歸依不受不施派。
1798年 寬政10 西本願寺智洞倡“三業歸命”之義，所謂“三業惑亂”開始。
1829年 文政12 幕府下令整治寺院僧侶的生活、風紀。
1832年 天保3 水戶藩撤、並寺院。
1838年 天保9 對不受不施派進行大檢舉。
1841年 天保12 東本願寺發生頓成“異安心”事件。
1843年 天保14 水戶藩征收寺院的梵鐘鑄造大炮。
1865年 慶應1 薩摩藩實行“廢佛毀釋”。
1867年 慶應3 津和野藩實行“廢佛毀釋”。
1868年 明治1 開始維新，發布“神佛分離令”。“諸宗道德會盟”成立。
1869年 明治2 在東京建立“招魂社”（後為靖國神社）。

這個年表參考了《日本佛教史綱》《日本佛教史》《佛學東漸》三本書後面附錄的年表合成的，其實前兩本書的年表，應該都是楊曾文教授根據日文文章翻譯整理的，其中的一些說法和年代的問題又參考了《日本史》後面的年表進行了一點校對。但是估計還是要有一些的錯誤，另外還有一些字打不出來。希望大家可以給與批評和指教，感謝了。
非常感謝本願寺心如法师的校正

日本禪宗

禪宗在日本成立教晚，但禪宗在日本佛教史、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史，以及整個日本的歷史上卻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日本禪宗來自中國。當禪宗在它的故鄉發展至頂峰，在它最豐富飽滿的時候，天時、地利、人和，自然地就傳到了東鄰這個被稱為"扶桑"的島國。日本禪宗是隨中日兩國禪師的密切交往而形成並逐步發展的。日僧明庵榮西可謂是日本禪宗的創始人。在宋代，他兩次來中國，受傳臨濟心印，歸國後大興臨濟禪法，從而，臨濟宗作為日本禪宗的最早宗派誕生於日本。

榮西之後，其弟子們承師遺志，作了不懈的努力，其結果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行勇、榮朝以至法孫辨圓、覺心等致力於榮西開創的事業，進一步在日本弘揚、傳佈臨濟宗，使臨濟宗的組織、禮儀等方面不斷完善，臨濟宗的勢力因而大增，聲勢宏遠。其二，榮西的再傳弟子希玄道元隨師明全入宋求法，曆訪名刹，遍參大德，最後得天童寺長翁如淨的啟發而豁然開悟，並蒙印可，傳授秘蘊和衣具頂相，歸國後，大力弘揚曹洞宗風，從而開創了日本禪宗的另一大派--曹洞宗。從此，臨濟、曹洞兩宗作為日本禪宗的兩大宗派，一直並行發展，源遠流長，在日本禪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

中國宋末元初，為避戰亂而東渡扶桑的中國禪僧陡增，使日本禪宗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一時之間，禪風大振，幾乎壓倒佛教的其他所有宗派。據說當時傳到日本的禪宗流派就有二十四派之多。然而，這林林總總的分支派別，實際都還是在臨濟禪、曹洞禪兩大主脈上展開。臨濟、曹洞兩宗經過鐮倉、南北朝與室町時代，名師輩出，更為發展，更為興盛。臨濟宗的"夢窗國師"和"大燈國師"分別開創了"五山十刹"的官寺禪派和主要在民間傳播的大德寺派、妙心寺派，形成了日本臨濟宗發展的兩大線索。曹洞宗的瑩山紹瑾則一改道元以來只重視打坐的枯淡的禪風，將流行於民間的一些祈禱、修法儀式也吸收進曹洞禪法，致力於禪的民眾化，故在民間大受歡迎。紹瑾的弟子明峰索哲、峨山紹碩又開創了"明峰派"、"峨山五派"，他們分別傳授佛法于西方，曹洞宗大盛。

日本禪宗在經歷了鐮倉、南北朝與室町的鼎盛後，進入江戶時代，已開始出現頹勢。但這時中國黃檗山住持、臨濟高僧隱元隆琦的到來，打破了當時禪林的沉寂的局面。隱元在宇治開創黃檗山萬福寺，創立日本黃檗宗，成為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件。黃檗宗作為日本禪宗又一獨立的宗派的出現，表明日本禪宗已經完成了它最後的宗教組織建設。隱元還將中國明代盛行的"念佛禪"帶到了日本。這一從中國傳來的獨特的禪法不僅在日本站住了腳，而且大大刺激裏本已處於停滯狀態的臨濟、曹洞兩宗。兩宗重振宗風，終於使日本禪宗三派鼎立，長盛不衰。

日本禪宗產生於鐮倉時代。鐮倉時代是幕府執掌政權、武士統治的開始。日本禪宗從它產生那天起，就與幕府政權發生密切的關係。幕府政治在鐮倉時代結束以後，又經歷了室町幕府和江戶幕府兩個時期。在長約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中，禪宗曾隨著幾代幕府政權的興衰而消長。但總的說來，它是在以幕府為首的武士支援下，得到相當大的發展。故人們有時說，日本禪宗是武士的宗教。

作為"武士的宗教"的日本禪宗，在當時主要以兩大派別出現，即臨濟宗和曹洞宗。這兩派又都在幕府武士中形成了自己的陣營，即臨濟宗主要和幕府上層武士關係密切，而曹洞宗則注重在地方上的發展，得到各地領主地頭等中下武士的支援。當時流行的"臨濟將軍，曹洞土民"是很能概括這一特徵的。

臨濟宗的開山祖師榮西在宣傳介紹禪宗時，受到天臺宗僧人的攻擊，因而他寫下了《興禪護國論》，強調"興禪"可以"護國"，這就把禪宗與國家的關係緊密結合了起來，為此，得到了幕府將軍源賴家的信奉和支持。源賴家不僅為他在京都建造了建仁寺，又請他到鐮倉，開創了壽福寺。榮西在關西和關東傳佈禪宗，都是憑藉了幕府的勢力。

榮西以後的臨濟宗的發展，基本仍是循此路線，一些著名禪匠都與幕府上層關係密切，並積極在武士之間傳授禪法。如"聖一國師"圓爾辨圓入宋從無准師範學禪，回過後，受到攝政九條道家的崇信，在京都特意為他創建了東福寺。此後，辨圓又應請為幕府的執權北條時賴和嵯峨上皇授菩薩戒，其禪法在朝廷與武士之間很有影響。又如東渡弘禪的中國禪僧蘭溪道隆，一到日本就受到鐮倉幕府的歡迎，掌權的北條時賴為他建造建長寺，聞風而來參禪者很多，影響深遠。中國禪僧無學祖元也深受幕府的崇信，北條時宗為他建圓覺寺，他的禪法在武士間影響很大。另一位赴日的元代禪僧一山一寧，也受到北條貞時的尊崇，請他住持建長寺、圓覺寺，後又移住京都主南禪寺。如此等等，我們完全可以說，日本的臨濟宗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靠鐮倉幕府而興起並逐漸發展的。

南北朝與室町時代，幕府將軍獨裁，武士專橫，戰亂頻繁，社會動盪，民眾困苦不堪。在佛教各派趨於沉寂的大背景下，禪宗卻一家獨盛，這與禪宗的休息方式有很大關係。在那動盪不安的時代，人心趨於淡泊，禪宗以明心見性為標榜，這符合一般人的心理，所以流行於社會各階層。臨濟宗此時出了夢窗疏石和宗峰妙超兩位大師。夢窗學問淵博，道譽隆高，深受室町幕府的開創者足利尊的敬仰，足利尊還皈依了他。另外，夢窗又受醍醐天皇尊重，詔入皇宮，特賜錦座，敕賜"國師"之號。作為"七朝帝師"的夢窗，周旋於朝廷與幕府之間，為調和其中的矛盾作了極大努力。夢窗門下弟子雲集，活躍於室町時代所創立的"五山十刹寺"，形成"五山官刹禪派"。"五山十刹"之制本就是室町幕府足利義滿制定的，所以當時的"五山禪僧"也就成為室町幕府政治中的重要工具，他們經常參與軍政外交機要，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文書，有的還作為國使出使鄰國。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自然有利於禪宗的興盛。

即使在江戶時代，禪宗已走向衰落，但臨濟宗仍與幕府關係密切，並由此得以維持。如江戶初期的以心崇傳，深受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兩代幕府政權中樞的信賴和重用，除被請參與軍政、外交機要以外，還被任命制定了如"寺院諸法度"、"禁中並公家諸法度"、"武家諸法度"等一系列德川政權確立期的重要法度。在他後來的大德寺派的澤庵宗彭，也得到將軍德川家光的皈依，在當時宣傳以禪為背景的武道哲學。

曹洞宗作為日本禪宗的另一大派別，也與幕府武士有著密切關係，但因宗風不同，所以主要在武士的中下層傳佈。

曹洞宗的開山祖師道元在初傳曹洞禪法時，也曾受到朝廷與幕府的崇信，北條時賴聞其道譽，深表敬慕，請他到鐮倉授菩薩大戒，並托道元的首座弟子元明將施捨永明寺土地的字據帶回。但道元不喜好交結權貴，不近王臣，他對元明私自接受時賴的字據非常生氣，將其趕出了山門。他自己則從不主動結交那些顯貴，因為他所宣揚的"默照禪"，最基本的應是在僻靜山林一心坐禪，"不顧萬事，純一辨道"。
道元之後，曹洞宗的又一位傑出僧人是瑩山紹瑾。他在加強曹洞宗派的建設，制定曹洞清規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使曹洞宗得到了很大發展。另外，紹瑾尤為重視禪的民眾化，他改變了道元的只重視打坐的枯淡的禪風，對下層社會的教化作出了極大的努力，將禪普及于廣大民眾，從而得到地方各地領主地頭等中下武士的支援。

紹瑾以後曹洞宗的發展，基本上仍是遵循了紹瑾的禪風，注重地方在擴展教線，充分吸收民間及其他宗教所盛行的一些祈禱儀禮、修法儀禮，這樣使得布教方式更為簡便，對一般的下層民眾有著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到室町幕府時代，曹洞宗在全日本廣泛流傳。

即使最晚立宗的黃檗宗，因幕府政治已近尾聲，日本禪宗的發展雖已過了它的黃金時期，但黃檗宗還是得到了德川幕府的支持。隱元赴日，先住長崎，聲聞全日本，後應邀到外地傳禪。他率弟子們來到江戶，晉見了德川幕府家綱將軍，計畫籌建寺院。是年，以家綱為施主，以隱元為開山祖的京都宇治黃檗山萬福寺正式建成。

禪宗之所以能如此地在日本武士中受歡迎，乃至成為"武士的宗教"，如前所說主要與其修行方式以及幕府統治下的社會環境有關。另外，禪宗的許多宗教特質也被認為特別吻合於武士道精神。如禪僧視死如歸，生死一如的思想，對武士的忠孝、武勇、不畏生死的精神就影響很大。又如禪宗以寡欲質素為宗旨，要求禪僧克服營私縱欲的念頭，這與武士們提倡的廉潔操守也很相似。另外，禪宗把佛教的教理化為具體的日常生活，搬柴運水，都是佛事，不立文學，以心傳心，見性成法。這種簡單易行的方法，更受廣大武士的歡迎。

總之，日本武士道的德目，以忠孝、武勇、慈悲、禮讓、勤儉、質素為主。而這些內容，幾乎可說全與禪宗的教義相契合，所以禪宗自中國傳入日本後，進一步激發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武士階層中廣為流行，乃至被定為完成武士人格修養的基本方法。武士們對禪宗的修行方式極為注重，禪宗的高僧都得到幕府將軍和武士的尊敬、擁戴，無論是"臨濟將軍"，還是"曹洞土民"。這也就是為什麼禪宗能在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中，保持繁盛局面的原因。

在日本歷史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而它的傳播管道恰是隋唐以後，借助于佛教徒的傳教求法運動，即依附於佛教的東渡而傳到這個島國的。

中國禪宗的東傳，正值宋代；日本禪宗的創立並興盛，也已在鐮倉及此之後，所以從這時開始（即中國的宋、元、明），中國傳統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就主要是依賴中日兩國的禪僧了。禪宗與日本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由禪宗而傳到日本的宋代文化，最突出的莫過於宋代理學。最早的傳播者是日本律學沙門俊仍。他於建久十年（1199）入宋學習天臺、禪和律，建曆元年（1211）回國，帶回了大量的佛典和儒家經典。在他之後，東福寺的開山祖圓爾辨圓也於1242年自宋帶回數千卷典籍，並親自撰《三教典籍目錄》。這些典籍對於日本五山儒家、詩文學的興盛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另外，中國禪僧蘭溪道隆和一山一甯對傳播宋代理學也貢獻頗大。道隆在上堂傳授禪法時就常借用儒學"四書"中的思想，通過對僧侶參禪者說禪，把宋儒的哲學雜糅到佛法禪學中。一寧學識淵博，他在日本二十年，除了大振禪風外，還積極傳播宋學。後來日本著名的宋學先驅虎關師煉、雪村友梅等都曾是他的學生。

室町時代，五山十刹正式確立。五山不僅成為當時禪宗的中心，而且逐漸兼有了宋學研究中心的作用。由春屋妙葩主持開印出版的"五山版"，不僅有大量的禪書，還有很多的儒典。五山禪僧中更是湧現出不少精通宋學的學者。因為他們的努力，宋學邊在日本的知識階層中廣泛傳播開去。直到江戶時代，宋學本來附著于禪宗的文化形態，才逐漸離開其本體而成為獨立的存在，成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內容。

除此而外，因為中日禪的密切交往，隨禪宗東渡來日的中國傳統文化，從形式到內容可謂林林總總。從榮西的《吃茶養生記》引進中國的吃茶風習和吃茶方法，成為日本"茶祖"，到明末隱元等帶來大批書畫，黃檗山遂成為中國書畫美術館；從辨圓、紹明、道元等人從中國帶回先師的頂相，到江戶日本書法史出現的以隱元、木庵、即非為代表的"黃檗三筆"，乃至義堂周信的文，絕海中律的詩，春屋妙葩的出版事業，夢窗疏石的庭院建築……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真是既深刻又廣泛，從而形成了今天具有特殊意義的日本"禪文化"這一概念。"禪文化"是日本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它可以說是伴隨著禪宗傳入日本，並在日本發展、流傳的基礎形成的內涵豐富的文化形態。它是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印度的禪傳入中國，經過發展，有了中國的禪宗。中國禪宗又東渡日本，又有了日本禪宗。日本禪宗對中國禪宗並不只是全盤地吸收，不是簡單的翻版。因為歷史線索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禪宗要適應這島國的政治、文化氛圍，就必須有新的發展。這實際是從榮西在建仁寺內設立真言院和止觀院，安置禪、真言、天臺三宗，融合三宗思想，形成日本臨濟宗就開始了的。所以說，日本禪宗雖源於中國，各派的思想和風格基本上也保持了中國禪宗的特徵，但它又是中國禪宗的發展，無論其思想體系，還是修行方法，都有自己的特性。日本禪宗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宗教體系，是日本佛教文化的重要方面。

有意義的是，從印度禪到中國禪宗，從中國禪宗到日本禪宗，這是"禪"一步步"東漸"。但日本禪在完成了它從思想到組織的建設以後，卻又返回"西行"，與西洋思想相接觸，在西方世界--歐美各國傳播，使歐美近年來禪學風行，大大影響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禪的西行，從明治時代就開始，直至今日仍在進行著。其中，鐮倉圓覺寺的主持釋宗演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而其高足鈴木大拙則終身以此為己任，在把禪宗介紹到西方、推動歐美禪法上，起了巨大作用。

如果說當年中國禪宗在其東鄰日本結出碩果的話，今天日本禪宗在西方世界又放異彩，這是日本禪的又一大發展。

鈴木大拙年譜與著作目錄

作者：邢東風 出處：http://www.xici.net/u27457/d11594372.htm 發表時間：2003-06-25

【內容提要】　鈴木大拙是日本現代著名的禪學思想家，也是因向西方介紹禪學而著稱的世界文化名人。他早年曾在日本擔任英文教師，後來又在美、英等國工作和生活長達二十五年，具有良好的英文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同時他又曾在日本近代臨濟宗高僧今北洪川的指導下參禪，有過禪門開悟的親身體驗，而且對中國和日本的常規思想文化具有精熟的瞭解。由於他自身具備的這些條件，因而既可以自如地用英文向西方介紹佛教禪學和東方文化，又可以深入地瞭解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他本人因介紹東方的禪學和文化而聞名於西方的人文學界，比之同時代的其他日本佛教學者更具有世界性，所以在日本被譽為「世界的禪者」。

【關鍵字】　鈴木大拙　年譜　禪學著作

鈴木大拙的著作非常之多，論及的問題相當廣泛，其中大部分是關於禪學的問題，另外還有日本文化、中國文化、佛教淨土思想和華嚴思想以及佛教大意等諸多方面的問題。他的禪學著作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禪宗史研究的著作，其中主要涉及禪宗文獻研究和禪宗思想史研究的問題，後來被日本岩波書店編輯為《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4冊出版；另一類是禪宗介紹及思想性發揮解釋的著作，後來被日本春秋社編輯為《鈴木大拙選集》（包括正集和續集）26冊出版。從1968年至1971年，《鈴木大拙全集》32卷由岩波書店陸續出版。自1999年始，岩波書店又在重新編輯增補版《鈴木大拙全集》，當前已經出版了20卷。按當前的出版進度，有可能在兩三年內出齊。

中國人很早就知道鈴木的名字。1916年和1934年，他先後兩次來到中國，與中國學術界和佛教界的人士（如魯迅、胡適、太虛、圓瑛、印光等）都有過直接接觸，中國僧人及學者（如太虛、胡適等）前往日本訪問時也曾與他會面；他曾根據自己在中國瞭解的情況寫成《支那佛教印象記》長文，此文後來被譯成中文出版發表；他本人曾在北京圖書館發現新的敦煌寫本《壇經》殘卷，他在日本發表的禪宗文獻研究成果（如敦煌本《壇經》的校勘等）也曾受到中國學者（如胡適等）的密切關注，但由於這些成果是從日本輸入的書籍，所以影響的範圍只限於少數從事禪學研究的學者。從50年代到70年代，他的名字在中國幾乎不再有人知曉。鈴木的著作真正在中國發生巨大的影響是在80年代以後。他的禪學著作先後在中國大陸被翻印（包括盜印）、翻譯、選編、出版，如《禪與心理分析》（合著）、《禪與生活》、《禪與日本文化》、《禪學入門》、《通向禪學之路》、《一禪者的思索》等等，總數不下五、六種之多，一時間在各種談論禪學問題的讀物或會議上很少有不提到鈴木大拙者，凡是研究禪學或對禪學稍有興趣的人也幾乎沒有不知鈴木大拙的，人們對鈴木的關注成了「禪學熱」中一個獨特的景觀。至此，鈴木大拙的名字已經廣為人知，他在中國的知名度既超過了他的故鄉日本，也超過了他生活過20多年的歐美世界，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鈴木大拙既是禪的代名詞，又是世界級的思想家。可以說，鈴木禪學的傳入，使80年代以來的「禪學熱」達到了高潮。

迄今為止，國內雖然已有一些鈴木著作的翻譯以及關於鈴木的介紹和研究，但是那些被翻譯出來的還只是鈴木著作的一小部分而已，對於鈴木的瞭解也還遠遠不夠充分。為了讓國內朋友更多地瞭解鈴木大拙的生平經歷與著作情況，茲將他的年譜和著作目錄編譯發表。其中《年譜》主要是依據1997年在日本京都舉辦的「鈴木大拙沒後三十年紀念特別展」上的鈴木資料中的《年譜》，《著作目錄》主要是依據《鈴木大拙全集》第30卷中的鈴木日文本《著作目錄》，兩個材料都依據筆者手頭掌握的其他相關資料略有增刪改動，所以它們並不是純粹的翻譯，故權且稱之為編譯可也。

一、鈴木大拙年譜
1870年（明治3）　1歲　10月18日出生在金澤市下本多町，本名貞太郎。父親鈴木良准，母親鈴木增。鈴木夫婦共有四兒一女，貞太郎排行最末。鈴木家族世代為醫，即加賀藩家老本多家的侍醫。
1875年（明治8）　5歲　金澤，進入本多町小學學習。
1876年（明治9）　6歲　11月，父親鈴木良准去世（54歲）。
1882年（明治15）　12歲　本多町小學未畢業，進入私塾就學，隨後入石川縣專門學校附屬初等中學科。
1885年（明治18）　15歲　與友人藤岡作太郎等共同創辦《明治餘滴》，擔當該刊物編輯。
1887年（明治20）　17歲　2月，石川縣專門學校附屬初等中學科畢業。是年因學制改革，石川縣專門學校改為第四高等中學校，鈴木被編入該校預科3年級，在這裏認識了西田幾多郎。
1888年（明治21）　18歲　入第四高等中學校本科一年級，不久因家庭原因而退學。
1889年（明治22）　19歲　任石川縣珠洲郡飯田小學校高等科英語教師。
1890年（明治23）　20歲　4月，母親去世（61歲）。取得英語科教員的臨時執照。5月，被任命為石川郡高等科美川小學校訓導。開始對禪感興趣，隨富山縣國泰寺雪門禪師參禪。
1891年（明治24）　21歲　辭退小學校訓導的職務，赴東京。在東京結識同鄉安宅彌吉。若干年後，安宅對鈴木多有資助。入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前身）。7月，因同鄉前輩早川千吉郎的介紹，隨鐮倉圓覺寺今北洪川參禪，以後專門致力於禪的修行。
1892年（明治25）　22歲　1月，今北洪川圓寂（77歲）。4月，釋宗演繼住圓覺寺。鈴木從此隨宗演繼續參禪。從這一時期開始，廣泛閱讀佛典、禪籍及西方哲學著作等。因西田幾多郎的推薦，9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選科（1894年結業）。
1893年（明治26）　23歲　宗演作為日本代表之一出席芝加哥萬國宗教會議。鈴木將宗演的會議講演稿譯為英文。
1896年（明治29）　26歲　宗演受訪美經驗的啟發，寫出《新宗教論》一書並出版。
1897年（明治30）　27歲　3月，前往美國。由宗演推薦，進入伊利諾斯州拉薩爾的歐朋．柯特出版社編輯部，協助保羅．凱拉斯從事有關東洋學的論說、批評、校正工作，如將老子《道德經》及其他道教典籍翻譯成英文等，另外還從事該出版社的雜誌編輯工作。直到1908年2月，在伊利諾斯州的拉薩爾共住了11年。
1900年（明治33）　30歲　出版《大乘起信論》英譯本（歐朋．柯特出版社），引起學界注目。
1905年（明治38）　35歲　宗演再次訪美。擔任宗演的講演翻譯，在美國各地巡遊。
1907年（明治40）　37歲　英文著作《大乘佛教概論》在倫敦出版。在緬因州的古利恩誒卡第一次舉行關於佛教的講演。
1908年（明治41）　38歲　2月，在E.C.黑格拉（歐朋．柯特出版社的經營者）的熱心支持下前往歐洲，遊歷英、法、德等國。7月，作為日本代表出席倫敦的斯維登堡大會（創立百年紀念）。後受英國斯維登堡協會之請，將斯維登堡（18世紀瑞典宗教思想家）的《天界與地獄》譯成日語。9月，在牛津召開的萬國宗教史學會上被選為東洋部副會長。
1909年（明治42）　39歲　4月，返回闊別12年的日本。8月，由藤岡作太郎、吉田好久郎推薦，擔任學習院講師。10月，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
1910年（明治43）　40歲　4月，任學習院教授（至1921年為止）。8月，《禪道》雜誌創刊。該雜誌由禪道會發行，宗演為該會會長，鈴木為該會主幹。《天界與地獄》出版，是為第一次向日本介紹斯維登堡。
1911年（明治44）　41歲　12月，在橫濱與比亞特利斯結婚。比氏出身于美國外交官家庭，二人在美國既已相識。
1912年（明治45）　42歲　4月，應斯維登堡協會之邀再次赴英國，8月歸國。
1914年（大正3）　44歲　開始在英國的《新東方》雜誌上連載禪學論文。
1916年（大正5）　46歲　擔任學習院寮長。自7月中旬始，率學習院學生前往中國、朝鮮旅行。此次旅行大約為期一個月。8月，隨宗演赴日本東北地區旅行。9月辭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職務。
1919年（大正8）　49歲　11月，釋宗演圓寂（60歲）。
1921年（大正10）　51歲　3月，由佐佐木月樵、西田幾多郎推薦，辭去學習院職務，就任真宗大谷大學教授（至1960年為止）。其時南條文雄為真宗大谷大學校長。該校後更名為大谷大學。5月，在校內成立東方佛教徒協會，創辦英文佛教雜誌《東方佛教徒》。鈴木夫婦共同編輯，使該雜誌持續了將近20年。
1924年（大正13）　54歲　6月，泰戈爾到日本。為泰氏在京都市內各處的講演擔當翻譯。
1926年（大正15、昭和元）　56歲　3月，佐佐木月樵逝世（51歲）。6月，任大谷大學第三（哲學）研究室主任。是時大谷大學校長為村上專精。
1927年（昭和2）　57歲　英文《禪論集》第1卷在倫敦出版。
1928年（昭和3）　58歲　任靈智學會京都大乘支部負責人。
1929年（昭和4）　59歲　6月，與夫人比亞特利斯在鐮倉共同開辦動物愛護慈悲園。
1930年（昭和5）　60歲　8月，赴朝鮮講學。其間與泉芳璟進行梵文《楞伽經》的合作研究。
1933年（昭和8）　63歲　8月，與常盤大定同赴宮城縣的青根溫泉。11月，在橫濱港迎接胡適並會談。是年英文《禪論集》第2卷在倫敦出版。
1934年（昭和9）　64歲　3月，以主論文《楞伽經的研究》（英文）、附篇《楞伽經》（英譯）以及《楞伽經梵漢藏對譯語彙索引》，被大谷大學授予文學博士稱號。自5月初至6月下旬，赴中國（包括當時所謂的「滿州」）和朝鮮進行佛教實地考察。此次中國之行，鈴木一行由南向北，先後到過上海、杭州、寧波、奉化、普陀山、蘇州、南京、鎮江、北京等地，訪問的佛寺道觀及文教機構有靈隱寺、淨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佑聖道觀、雪竇寺、瑞光寺、戒幢律寺、報國寺、清涼禪寺、金山寺、白雲觀、雍和宮、觀音寺、北京大學、中國學院等，會見的中國僧人居士及知名人士有王一亭（畫家兼商人）、何耀光、魯迅（時在上海）、阮鑒光（公大第二紗廠顧問）、褚民誼（行政院官員）、常惺（廈門南普陀寺住持，時在杭州靈隱寺）、太虛（時在雪竇寺）、圓瑛（天童山住持）、昌桂（峨眉山寺住持，時在阿育王寺）、興慈（蘇州戒幢律寺住持）、印光（時在蘇州報國寺閉關）、蔣夢麟（北大校長）、祁大鵬（中國學院總務長）、安世霖（白雲觀總理）、梅雪明（白雲觀道士）、覺先（北京觀音寺住持）、寬祥（北京萬壽寺住持）、胡鳴盛（北京圖書館）、楊維新（同上）、錢稻孫（清華大學教授）、胡適（北京大學教授）、湯用彤（同上）、徐鴻寶（東方文化圖書館主任）等。8月，完成《支那佛教印象記》長文，記述此次訪華的印象。是年，英文《禪論集》第3卷在倫敦出版。
1936年（昭和11）　66歲　6月，與姊崎正治、賀川豐彥一同出席在倫敦召開的世界信仰大會。
7、8兩月，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和巴黎國家圖書館搜集敦煌文獻資料。10、11月間，作為日本外務省委派的日英交換教授，先後在劍橋、牛津等多所大學做《禪與日本文化》等日本佛教文化的講座，並在牛津大學開設坐禪會。11月赴美，先後在美國中部和東部諸大學講演，並在洛山磯的西本願寺說法。翌年1月歸國。
1939年（昭和14）　69歲　7月，夫人比亞特利斯在東京去世（61歲）。《什麼是無心》出版。此後，直到戰後長期留美為止的大約10年間，每年刊行五、六冊日語著作（主要為禪方面的，但是也有《淨土系思想論》等）。
1940年（昭和15）　70歲　4月，設立禪文化國際研究會。
1942年（昭和17）　72歲　成為大谷大學教學研究所所員。
1944年（昭和19）　74歲　3月，由於安宅彌吉的資助，建築在圓覺寺塔頭東慶寺山上的松岡文庫書庫、閱覽室、住宅落成。松岡文庫的書籍主要由鈴木夫的藏書合併而成。10月，任大谷大學教學研究所東亞教學部部長。是年，《日本的靈性》出版。
1945年（昭和20）　75歲　6月，西田幾多郎逝世（75歲）。12月，財團法人松岡文庫的設立獲得批准。
1946年（昭和21）　76歲　在友人R.H.布萊蘇的協助下，英文雜誌《文化的東方》在松岡文庫創刊。12月，任大谷大學教學研究所顧問。
1947年（昭和22）　77歲　為紀念喜壽（77大壽），《佛教的大意》出版。
1949年（昭和24）　79歲　1月，成為日本學士院會員。6月，赴夏威夷，出席在夏威夷大學召開的第二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8月，喜壽紀念論文集《禪的論考》出版（久松真一編、岩波書店出版）。從9月到翌年2月，在夏威夷大學講學。11月，獲得文化勳章。《臨濟的基本思想》亦於是年出版。
1950年（昭和25）　80歲　2月，離開夏威夷進入美國本土，在克雷亞門特大學講《日本文化與佛教》，繼而受洛克菲樂財團的委託，先後在耶魯、哈佛、康耐爾、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芝加哥等大學講《佛教哲學》。
1952年（昭和27）　82歲　2月，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在哥大期間，先後講授《華嚴哲學》、《禪的哲學與宗教》等。
1953年（昭和28）　83歲　6月至9月，在歐洲各地旅行及講演。
1954年（昭和29）　84歲　7、8月，在歐洲各地旅行及講演。
1955年（昭和30）　85歲　1月，因《鈴木大拙選集》（由古田紹欽編輯）而獲得朝日新聞社頒發的朝日文化獎。10月，被舉為日本宗教學會名譽會長。
1956年（昭和31）　86歲　8月，赴墨西哥，在墨西哥市大學講演。任財團法人西藏大藏經研究會會長（該研究會後改名鈴木學術財團）。
1957年（昭和32）　87歲　1月，由廓內裏亞斯．克雷因資助，成立紐約禪研究會，並任會長。7月，再赴墨西哥。其間與弗羅姆共同參加關於禪與精神分析的討論。9月，與當時正在訪美的久松真一共同在哈佛等大學講授禪學。
1958年（昭和33）　88歲　4月，赴歐洲。5月，作為遠東代表出席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萬國博覽會宗教部會議，並做關於「靈性」的講演。11月，歸國。
1959年（昭和34）　89歲　6月，赴夏威夷，出席在夏威夷大學舉行的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8月，被夏威夷大學授予法學博士的名譽學位。同時被授予名譽學位的還有印度的拉達克裏希南和中國的胡適。
1960年（昭和35）　90歲　10月，大谷大學為鈴木舉辦90大壽慶賀宴會，鈴木學術財團出版祝壽紀念論文集《佛教與文化》。辭去大谷大學教授職務，成為該大學名譽教授。在大谷大學供職期間，鈴木擔當的教學門類主要為佛教學和宗教學，以及演習（類似于原著精讀課）。先後講授的課程有：《禪宗學概論－－關於中國禪宗的發生》、《禪宗哲學》、《楞伽經的研究》、《從宗教心理學所見之禪及淨土教》、《關於般若經的主要思想》、《慧能時代禪思想的諸方面》、《念佛與禪》、《禪宗思想史的初期》、《禪宗思想史》、《中國禪與淨土的交涉》、《禪與淨土》、《淨土系思想》、《禪》、《般若的理論》、《禪思想與神秘思想》、《宗教與近代思想》（以上屬佛教學系列）；《宗教經驗中的「一」》、《宗教學概論》（主要根據W.K.Wright:
Student’s Philsophy of
Religion）、《從宗教心理學所見之禪及淨土教》、《海拉的祈禱論》、《宗教本質論》、《通過維摩經所見的佛教神秘思想》、《法華經的宗教意識》、《東西方神秘論－－佛教特別是禪與普羅丁》、《宗教概論》、《魯道夫．奧托的宗教觀》、《般若的宗教》（以上屬宗教學系列）；魯道夫．奧托的《祈禱和信仰的宗教》（Rudolf
Otto: Religion of Grace and Christianity）、魯道夫．奧托的《神秘主義，東方和西方》（Rudolf
Otto: Mysticism,East and West）、亨利．伯格森的《道德與宗教》（Henri Bergson: Morality
and Religion）、《佛教與基督教的宗教經驗比較研究》、威廉．詹母士的《宗教經驗種種》（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威廉．詹母士的宗教論》（以上屬演習系列）等。
12月，受印度政府邀訪問印度。
1961年（昭和36）　91歲　將親鸞的《教行信證》英譯完畢（草稿）。
1963年（昭和38）　93歲　《東洋的看法》出版。
1964年（昭和39）　94歲　4月，獲得印度亞細亞協會頒發的第一屆泰戈爾誕生百年獎。7月，出席在夏威夷大學召開的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
1965年（昭和40）　95歲　將停刊的《東方佛教徒》英文雜誌復刊。
1966年（昭和41）　96歲　7月12日在東京聖路加醫院逝世。戒名「也風流庵大拙居士」。
二、 鈴木大拙著作目錄
佛陀的福音　　　　　　　　　　P．凱拉斯著　鈴木大拙譯 1895年　佐藤茂信
新宗教論　　　　　　　　　　　鈴木大拙著 1896年 貝葉書院
靜坐的勸告　　　　　　　　　　釋宗演、鈴木大拙編 1899年光融館
阿彌陀佛　　　　　　　　　　　P．凱拉斯著　鈴木大拙譯 1906年　丙午出版社
天界與地獄　　　　　　　　　　E．斯維登堡著　鈴木大拙譯 1910年　有樂社
禪學之大要　　　　　　　　　　鈴木大拙著　1913年　光融館
斯維登堡　　　　　　　　　　　鈴木大拙著　1913年　丙午出版社
禪的第一義　　　　　　　　　　鈴木大拙著　1914年　丙午出版社
新耶路撒冷及其教理　　　　　　E．斯維登堡著　鈴木大拙譯　1914年　丙午出版社
神智與神愛　　　　　　　　　　E．斯維登堡著　鈴木大拙譯　1914年　丙午出版社
神慮論　　　　　　　　　　　　E．斯維登堡著　鈴木大拙譯　1915年　丙午出版社
向上的鐵槌　　　　　　　　　　鈴木大拙著　1915年　興成館書店
禪的研究　　　　　　　　　　　鈴木大拙著　1916年　丙午出版社
從禪的立場出發　　　　　　　　鈴木大拙著　1916年　光融館
百醜千拙　　　　　　　　　　　鈴木大拙著　1925年　中外出版社
隨筆．禪　　　　　　　　　　　鈴木大拙著　1927年　大雄閣
禪是什麼　　　　　　　　　　　鈴木大拙著　1930年　大雄閣
關於宗教經驗　　　　　　　　　鈴木大拙著　1930年　白道社
敦煌出土神會錄　　　　　　　　鈴木大拙解說　1932年　石井光雄
禪的真髓　　　　　　　　　　　鈴木大拙著　1933年　大雄閣
興聖寺本六祖壇經　　　　　　　鈴木大拙編　1933年　安宅彌吉
楞伽經　　　　　　　　　　　　鈴木大拙解說　1934年　東方書院
敦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　　　公田連太郎、鈴木大拙校訂　1934年　森江書店
敦煌出土六祖壇經　　　　　　　公田連太郎、鈴木大拙校訂　1934年　森江書店
興聖寺本六祖壇經　　　　　　　公田連太郎、鈴木大拙校訂　1934年　森江書店
敦煌出土神會語錄解說及目次　　公田連太郎、鈴木大拙校訂　1934年　森江書店
敦煌出土六祖壇經解說及目次　　公田連太郎、鈴木大拙校訂　1934年　森江書店
興聖寺本六祖壇經解說及目次　　公田連太郎、鈴木大拙校訂　1934年　森江書店
支那佛教印象記　　　　　　　　1934年　森江書店
梵文楞伽經梵漢藏書索引　　　　1934年　梵文佛典會
梵文華嚴經入法界品　　　　　　鈴木大拙、泉芳校訂　1934年　梵文佛典會
悟道禪　　　　　　　　　　　　鈴木大拙著　1935年　大雄閣
禪堂的修行與生活　　　　　　　鈴木大拙著　1935年　森江書店
敦煌出土少室逸書　　　　　　　鈴木大拙編　1935年　私家本
禪與日本人的氣質　　　　　　　鈴木大拙著　1935年　日本文化協會
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　　　　　　鈴木大拙著　1936年　安宅佛教文庫
禪與念佛的心理學基礎　　　　　鈴木大拙著　1937年　大東出版社
略說宗教　　　　　　　　　　　鈴木大拙著　1937年　光融館
近代生活中的禪堂的意義　　　　鈴木大拙著　1939年　文部省教學局
所謂無心　　　　　　　　　　　鈴木大拙著　1939年　大東出版社
盤珪的不生禪　　　　　　　　　鈴木大拙著　1940年　弘文堂
禪堂的教育　　　　　　　　　　鈴木大拙著　1940年　三友社
禪與日本文化　　　　　　　　　鈴木大拙著　北川桃雄譯　1940年　岩波書店
禪學入門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譯　1940年　大東出版社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　　　　　鈴木大拙解說校訂　1940年　梵文佛典會
禪的看法與做法　　　　　　　　鈴木大拙著　1941年　大東出版社
禪問答與悟　　　　　　　　　　鈴木大拙著　1941年　近藤書店
禪的諸問題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譯　1941年　大東出版社
佛教的核心　　　　　　　　　　鈴木大拙著　1941年　顯道院
盤珪禪師語錄　　　　　　　　　鈴木大拙編校　1941年　岩波書店
一真實的世界　　　　　　　　　鈴木大拙著　1941年　近藤書店
東洋的一　　　　　　　　　　　鈴木大拙著　1942年　大東出版社
續禪與日本文化　　　　　　　　鈴木大拙著　北川桃雄譯　1942年　岩波書店
盤珪禪的研究　　　　　　　　　鈴木大拙、古田紹欽編　1942年　山喜房佛書林
佛果碧岩破關擊節　　　　　　　鈴木大拙解說校訂　1942年　岩波書店
淨土系思想論　　　　　　　　　鈴木大拙著　1942年　法藏館
文化與宗教　　　　　　　　　　鈴木大拙著　1943年　通道會館
一禪者的思索　　　　　　　　　鈴木大拙著　1943年　一條書房
盤珪禪師說法　　　　　　　　　鈴木大拙、古田紹欽編校　1943年　大東出版社
宗教經驗的事實　　　　　　　　鈴木大拙著　1943年　大東出版社
禪思想史研究第一　　　　　　　鈴木大拙著　1943年　岩波書店
禪的思想　　　　　　　　　　　鈴木大拙著　1943年　日本評論社
拔隊禪師法語　　　　　　　　　鈴木大拙、古田紹欽編校　1943年　田邊宗英
禪百題　　　　　　　　　　　　鈴木大拙著　1943年　大東出版社
大燈百二十則　　　　　　　　　鈴木大拙編　1944年　大東出版社
日本的靈性　　　　　　　　　　鈴木大拙著　1944年　大東出版社
月庵和尚法語　　　　　　　　　鈴木大拙、古田紹欽編校　1944年　大東出版社
絕觀論　　　　　　　　　　　　鈴木大拙、古田紹欽編校　1945年　弘文堂
關於宗教　　　　　　　　　　　鈴木大拙等著　1946年　大東出版社
今北洪川　　　　　　　　　　　鈴木大拙著　1946年　雄山閣
日本的靈性的自覺　　　　　　　鈴木大拙著　1941年　大穀研究所
禪是什麼　　　　　　　　　　　鈴木大拙著　1946年　大藏出版社
靈性日本的建設　　　　　　　　鈴木大拙著　1946年　大東出版社
關於宗教的信仰　　　　　　　　鈴木大拙等著　1946年　大東出版社
宗教與生活　　　　　　　　　　鈴木大拙著　1947年　大藏出版社
自主思考　　　　　　　　　　　鈴木大拙著　1947年　日高書房
神秘主義與禪　　　　　　　　　鈴木大拙著　1947年　泰尚社
佛教的大意　　　　　　　　　　鈴木大拙著　1947年　法藏館
日本的靈性化　　　　　　　　　鈴木大拙著　1947年　法藏館
宗教與近代人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48年　桃李書院
禪堂生活　　　　　　　　　　　鈴木大拙著　橫川顯正譯　1948年　大藏出版社
宗教與文化　　　　　　　　　　鈴木大拙著　1948年　佛教文化協會
贈與青年　　　　　　　　　　　鈴木大拙著　1948年　弘文堂
禪一拶　　　　　　　　　　　　鈴木大拙著　1948年　龍吟社
東洋與西洋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48年　桃李書院
驢鞍橋　　　　　　　　　　　　鈴木大拙編校　1948年　岩波書店
日本的靈性化　　　　　　　　　鈴木大拙著　1948年　天地社
妙好人　　　　　　　　　　　　鈴木大拙著　1948年　大穀出版社
超越知性的東西　　　　　　　　鈴木大拙著　1949年　天地社
佛教與基督教　　　　　　　　　鈴木大拙著　1949年　法藏館
通向禪學之道　　　　　　　　　鈴木大拙著　阪木弘譯　1949年　法藏館
古代中國哲學史　　　　　　　　鈴木大拙著　志村武譯　1949年　新潮社
臨濟的基本思想　　　　　　　　鈴木大拙著　1949年　中央公論社
在日本佛教底層流動的東西　　　鈴木大拙著　楠恭譯　1950年 大穀出版社
般若經的哲學與宗教　　　　　　鈴木大拙著　杉平 智譯　1950年　法藏館
禪思想史研究第二　　　　　　　鈴木大拙著　1951年　岩波書店
關於宗教的根本疑點　　　　　　鈴木大拙著　1952年　東成出版社
宗教入門　　　　　　　　　　　鈴木大拙著　1952年　弘文堂
宗教論集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52年　春秋社
宗教　　　　　　　　　　　　　鈴木大拙編　1954年　每日新聞社
復蘇的東洋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54年　讀賣新聞社
佛教哲學．佛教道德　　　　　　鈴木大拙著　1955年　春秋社
華嚴的研究　　　　　　　　　　鈴木大拙著　杉平 智譯　1955年　法藏館
基於禪的生活　　　　　　　　　鈴木大拙等著　1957年　春秋社
禪的研究　　　　　　　　　　　鈴木大拙著　小堀宗柏譯　1957年　春秋社
宗教與現代生活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58年　春秋社
金剛經的禪．通向禪的道路　　　鈴木大拙著　1960年　春秋社
禪與精神分析　　　　　　　　　鈴木大拙、弗羅姆著，佐藤幸治譯　1960年　創元社
日本佛教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61年　春秋社
禪的看法．禪的修行　　　　　　鈴木大拙著　1962年　春秋社
趙州禪師語錄　　　　　　　　　鈴木大拙校訂　秋月龍瑉譯　1962年　松岡文庫
東洋的看法　　　　　　　　　　鈴木大拙著　1963年　春秋社
禪佛教入門　　　　　　　　　　鈴木大拙著　增原良彥譯　1964年　春秋社
禪　　　　　　　　　　　　　　鈴木大拙著　工藤澄子譯　1965年　築摩書房
東洋的心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65年　春秋社
大拙無聊草　　　　　　　　　　鈴木大拙著　古田紹欽編　1966年　讀賣新聞社
妙好人淺原才市集　　　　　　　鈴木大拙編著　1967年　春秋社
禪思想史研究第三　　　　　　　鈴木大拙著　1968年　岩波書店
禪思想史研究第四　　　　　　　鈴木大拙著　1968年　岩波書店
鈴木大拙全集　　　　　　　　　久松真一、山口益等編　1968-70年　岩波書店
鈴木大拙的世界　　　　　　　　鈴木大拙著　1989年　一燈園燈影舍
鈴木大拙未公開書簡　　　　　　鈴木大拙著
井上禪定、禪文化研究所編　1989年　禪文化研究所
鈴木大拙全集（增補版）　　　　1999年始　岩波書店

作者簡介：

邢東風 男，1959年4月生於北京。
　　一、個人簡歷
　　1978年3月：入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1982年1月畢業；
　　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市宣武區紅旗業餘大學任教；
　　1978年9月：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石峻教授指導下學習中國哲學史專業。
　　1985年7月畢業，留校任教；
　　1986年10月：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繼續師從石峻教授研究中國哲學史
　　1990年10月：獲哲學博士學位；
　　1991年1月： 以日本政府國費研究留學生身份赴日本愛媛大學留學；
　　翌年歸國，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同時擔任同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
　　1996年10月：赴日本愛媛大學任外國人教師；
　　1998年10月：歸國，繼續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教；
　　1999年10月：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所長，參與該所的調整與組建，翌年該所被批准為教育部重點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之一；
　　2000年10月：第三次赴日，現任日本愛媛大學法文學部教授。
　　教學內容:
　　主要為中國哲學史。
　　研究分野：
　　主要為：（1）中國禪宗思想史。（2）現代禪學。
　　參加的學術團體：
　　主要有：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會員）
　　國際中國哲學學會（會員）
　　中國宗教學會（理事）
　　中華孔子學會（常務理事）
　　北京市哲學學會中國哲學史分會（會員）
　　中日學者共同組成的“禪籍俗語研究會”（會員）
　　日本愛媛縣民間團體“亞洲網21世紀”（文化部長）等。
　　二、論文及著作
　　1、 個人學術著作
　　《禪悟之道——南宗禪學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年9月
　　《中華佛教縱橫》 京華出版社 1994年10月
　　《神會語錄》 佛光出版社（臺灣） 1996年8月
　　2、合作學術著作
　　《中國哲學通史》全三冊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7—1990年
　　《東亞社會與傳統文化》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年5月
　　《中華傳統文化大觀》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年4月
　　《中國大書典》 中國書店 1994年2月
　　《宏觀比較哲學名著評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6年6月
　　《國學通覽》 群眾出版社 1996年9月
　　《中國哲學智慧》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年10月
　　3、個人學術論文
　　《略說中國佛教南北禪宗的異同》 《中國哲學史研究》 1988年第2期
　　《藝術之“禪”》 《百科知識》 1988年第6期
　　《五四時期的傳統文化批判》 《中國文化報》 1989年5月10日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形而上學》 《理論資訊報》 1989年10月2日、9日
　　《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9年第5期
　　《談談與禪有關的幾個問題》 《思想政治課教學》 1989年第9期
　　《中國佛教南宗禪的無法之法》 《哲學研究》 1991年第6期
　　《禪宗的歷史、思想和實踐》 《禪學研究》第一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年8月
　　《理學與心學的道德實踐分歧及禪學意思》 《孔子研究》 1993年第1期
　　《略論早期禪宗——南宗禪的背景問題探討》 《世界宗教研究》 1993年第1期
　　《安詳——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幸福之道》 《佛教文化》 1994年第7期
　　《般若與認知——從神會禪學的“知”看般若的意義》
　　《佛學研究》第4期 1995年號
　　《禪的可說與不可說》 《哲學研究》 1996年第1期
　　《太虛大師的開悟經驗》 《佛學研究》第5期 1996年號
　　《禪宗語言問題在禪宗研究中的位置》 《俗語言研究》第3期 1996年號
　　《參究與研究——把握禪的兩種方式》 《北京大學學報》 1996年第3期
　　《試從般若學說探討神會禪學中的“知”》 《“東山法門”與禪宗》論文集
　　武漢出版社 1996年6月
　　《禪悟與詩悟》 《世界宗教研究》 1997年第2期
　　《如何看待當今的“宗教熱”現象》 《宗教學研究》 1997年第2期
　　《禪宗研究和禪宗語言的問題——<禪宗語言和文獻>讀後》 《聞思》論文集 華文出版社 1997年3月
　　《我在日本被“統戰”》 《世界宗教文化》 1999年第2期
　　《我看日本新宗教》 《世界宗教文化》 1999年第4期
　　《禪宗語言研究管窺》 《世界宗教文化》 2001年第1期
　　《對於當代禪學熱的思考》 《佛教文化》 2001年第1期
　　《能不能禪外說禪》(題目及發表日期請確認，可能已經刊出)
　　《 世界宗教文化》 2001年第3期4、學術譯文
　　《無著道忠的禪學》（譯文） 《佛學研究》第7期 1998年號

日本佛教的慈善公益事業概觀

作者：張文良 出處：佛教在線 2008-11-18

日本的當代佛教分為兩大系統，即傳統宗教和新興宗教。前者即佛教傳入日本之後經過日本化的過程所形成的諸宗派，如淨土真宗、真言宗、天臺宗、曹洞宗、臨濟宗、黃檗宗等諸宗派。這些宗派擁有眾多寺院和信眾，在社會上擁有巨大影響力。而後者則是戰後發展迅猛的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靈友會、真如苑、阿含宗等佛教團體。新興宗教在宗奉傳統佛教的某些教義的同時，吸收了神道、基督教等教義。其信眾皆為在家居士，在傳教方式和組織運營方面都有許多革新之處。
日本佛教自古以來就有扶困濟貧、熱心公益的傳統，進入近代社會以來，無論是傳統佛教諸宗派還是新興宗教，都秉承佛教慈悲濟世的理念，在慈善公益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在當今日本社會，各種佛教團體無論是在實踐上還是在理念上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力圖完成從傳統的佛教慈善向現代的佛教社會事業的現代化轉型。總結日本佛教界從事慈善公益事業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思考中國佛教慈善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一、古代和中世日本佛教的慈善公益事業
日本佛教與社會事業的接點，始于聖德太子時期。聖德太子不僅制定了“奉行三寶”的國策，大力弘揚佛教文化，而且基於佛教的精神，興辦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最著名者即“四個院”的實踐和福田思想。
“四個院”即施藥院、療病院、悲田院、敬田院。其中，施藥院即對免費供應藥品給貧病者，減輕其病痛；療病院即為男女老幼的病患者提供免費治療，對於生病的僧侶則盡心服侍如父母；悲田院即對鰥寡孤獨給與救濟，讓那些有勞動能力者做些雜物；敬田院則是引導眾生信仰佛教，斷惡修善，速成菩提。可見日本佛教的慈善事業，從一開始就是與佛教的信仰密切結合在一起，主張既滿足其基本的物質生活的需求，又要通過佛教信仰提升其精神境界。
這種實踐觀是與其“福田”思想密切相關的。這種觀念認為，因為敬信三寶，報父母恩、憐憫貧者的善行能夠帶來很大功德，所以這些善行的物件被稱為福田。應該敬奉的佛陀和三寶稱為敬田；應該報其恩的父母稱為恩田；應該同情憐憫的悲苦者稱為悲田。從平安時代到足利時代，此福田思想很流行，是日本僧侶從事慈善公益事業的主要思想依據。
在古代日本，除了聖德太子，在日本慈善公益事業史上留下足跡的著名人物還有：七世紀的道昭（629-700）、行基（667-749）、八世紀的光明皇后（701-760）、十二世紀的俊乘坊重源（1112-1206）、十三世紀的興正菩薩叡尊（1201-1290）和忍性良觀（1217-1303），以及室町時代的願阿彌（？-1486）等等。他們架橋、修路、植樹造林、築堤治水、醫療施藥、托兒養老，在多方面關照社會的弱勢群體，為一般民眾提供便利。如奈良時代的行基到處勸募資金，修築了木津川上的泉大橋和澱川上的山崎橋，為民眾提供了通行之便，另外，還利用自己的號召力築堤修渠，設立免費旅館、車站等。因為他一生獻身于慈善公益事業，死後被尊稱為“行基菩薩”。而叡尊和忍性出於眾生平等的理念，為當時認為在宗教上最難教化的“非人”說法，並在大阪建立了日本最早的麻風病院“北山十八間戶”，忍性甚至親自背著乞討的病人到病院。1460年至1461年，由於災荒和戰亂，爆發大饑饉，光是京都就有八萬多人餓死。當時願阿彌受到室町將軍足利義政支持，到處募款，設粥棚救濟災民。
在古代日本，慈善公益事業可分為救貧濟苦的一般救濟活動，和為社會提供便利的社會公益事業兩種。無論哪種類型，都是佛教徒基於佛教的理念和思想所生髮的愛他的、慈悲的行為。因為這些行為都是由某位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佛教領袖提倡和組織領導下完成的，所以可以定義為佛教慈善。但同時，當時的佛教寺院是國家設立的官寺，屬於國家財產，聖德太子、光明皇后本人就是國家統治者，而僧侶也具有官僚的地位，所以這些社會公益事業，也具有國家的地域開發或社會公共事業的性質。因為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都不發達，當時的慈善公益事業，也就沒有明確的官方行為和民間行為的區別。這是與近代以來純粹作為民間團體的佛教組織的慈善公益事業所不同的。
而且，鐮倉時代興起的淨土真宗和曹洞宗等對佛教慈善事業並不積極。如淨土真宗的創始人親鸞認為，只有念佛才是“正行”，其他的善行都是“雜行”，他甚至提出“惡人正機”說，即認為只有認識到自己的“惡”，認識到自力修行不可能解脫，才會徹底地皈依佛菩薩，尋求救度。據此，他在《正像末和贊》中雲“修善亦雜毒，故名為假行”，否定了行善的宗教價值。道元則主張“只管打坐”，對從事社會慈善救濟事業態度消極。這些宗派所代表的這種追求精神超越、缺少現實關懷的傾向也對後世的日本佛教有很大影響。
二、近代日本佛教界的慈善救濟事業
明治維新之後，佛教失去國家權力的庇護，隨著神道教地位的上升、“排佛毀釋”風潮的打擊，佛教的社會影響力大大衰退。在此嚴峻的背景下，佛教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適應新的時代、完成自身的近代化轉型的問題。其中，佛教團體著力最大的有兩個方面，一是興辦教育、培養人才，二是積極進行慈善公益事業，向社會展示佛教仍然可以發揮服務社會、利益眾生的作用，從而為自己找到存在合法性的根據。
從當時的社會情勢看，明治以後，日本的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結果，帶來了嚴重的社會貧富分化，產生了數量驚人的社會貧困群體。加之，霍亂、麻疹等疾病的大流行，普通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當時的日本政府忙著擴軍備戰，無暇顧及社會救濟問題。政府雖然在1874年制定了《貧民一時救助規則》，但對救助物件設置了種種苛刻的條件，對大多數需要救助者則棄之不顧。這一規則的背後是把貧困視為個人的罪過，將貧困者視為懶惰者，根本缺乏現代福利社會的觀念。
民眾生活的悲慘與政府的事實上的不作為，客觀上為佛教界提供了從事慈善公益活動的餘地。從明治初年開始，佛教團體就開始介入對監獄囚徒的教誨，慈善醫院的設立，以及貧困兒童的收養教育等慈善領域。從附表《明治以來日本佛教慈善公益事業大事記》中可以看出，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日本佛教界在慈善公益事業方面，主要做了一下幾方面的工作：
1、慈善公益活動的多樣化。
從大事記中可以看出，日本佛教界的主要慈善救濟事業集中在①貧弱施療、②孤兒養育、③災難救助、④免刑者救助、⑤軍屬的慰問和救助等方面。其中，後兩項的工作是體現日本佛教界特色的工作，在日本，僧侶在輕型罪犯或刑滿釋放者的教育改造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應該說，日本佛教界在前四個領域中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其經驗被歸納為“醫療福祉”“兒童福祉”、“難民福祉”“司法福祉”而為現代社會的社會福祉體系所繼承。但對最後一項即“軍屬的慰問和救助”卻有各種議論。日本佛教界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乃至二次大戰中，除少部分人之外，大都積極參與，有些還作為隨軍僧侶，直接為戰爭服務。在後方，佛教界也組織力量對從軍者的家屬給與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日本的普通百姓也是少數戰犯所發動的戰爭的受害者，特別是婦女兒童是無辜的，他們的悲慘境遇值得同情，也應該受到慰問和幫助。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軍人家屬特別是對軍人的遺孀和子女的精神撫慰和物質幫助，應該屬於慈善公益事業的範圍。但同時，僧侶們向軍屬灌輸戰爭神聖思想、從軍光榮思想，助長了軍國主義思想的流傳，客觀上成為戰爭的幫兇。這無疑是日本佛教界應該反思之處。
2、慈善組織的建立與完善。
在古代日本和中世日本，佛教界的慈善行為往往是個人行為或寺院行為，屬於自發的、無組織的慈善活動，公益事業也是一種基於村民互助、鄰里互助、宗親互助的公益活動。而隨著近代國家的形成以及各種社會制度的完善，佛教界的慈善公益活動也演變成組織化的活動。此外，受到基督教各種全國性組織紛紛成立的刺激，佛教界也成立了各宗派的慈善公益機構，以及跨宗派的全國協定性組織，如“大谷派慈善協會”、“大日本佛教青年會”、“監獄教誨師聯合會”、“大日本貧民救助慈善會”等。這些組織的成立和積極活動，表明佛教界已經開始作為一個整體，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慈善和公益活動，開始了從傳統的“佛教慈善”向現代的“佛教社會事業”的轉型。如，淨土真宗于1901年成立的“大日本佛教慈善會”就利用淨土真宗在全國的寺院網路，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多種慈善救濟和公益事業。成立兩年之後，會員數就達到88345名。該慈善會任命“財團獎勵委員”和“慈善會布教使”，到全國開展慈善和傳教活動，推進了全國佛教界社會事業的發展。
3、佛教社會事業研究的初步展開。
隨著佛教界在慈善和社會公益事業活動領域的活躍，在學術界也開展了對佛教社會事業的理念與思想的研究。1912年，以渡邊海旭等為中心成立了日本第一家佛教慈善事業專門研究機構——佛教徒社會事業研究會。出版了一批佛教社會事業的研究著作。如橋川正的《日本佛教與社會事業》（1925年、丙午出版社）、遷善之助的《慈善救濟史料》（1932年、金港堂）、淺野研真的《日本佛教社會事業史》（1934年、凡人社）等。根據這些研究，在古代和中世的日本，慈善公益事業基本上與日本宗教特別是佛教的慈悲理念和救世的實踐聯繫在一起，這些經驗是日本佛教界在當代從事社會事業的寶貴精神資源。
在明治維新（1868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的日本近代史上，佛教界雖然也在慈善救濟和社會公益事業方面做出了很多開拓，開始向現代的“佛教社會事業”轉型。但佛教界的轉型是不完善、不徹底的。這主要表現在，佛教界的社會事業的理念基本上是內向的、自保的、宗教指向的理念。救濟者行善的主要動機是積累功德，將慈善行為視為自我救度的手段。而宗教組織之所以開展社會事業，一方面是自身傳教的需要，是傳播自宗教義的方便手段，另一方面則是確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需要，即面對神道教、基督教的強烈衝擊，佛教需要向社會展示自身正面的社會功能。總之，佛教界還沒有能夠超越自身的宗教訴求，從社會的、眾生的立場出發思考社會事業問題。
對此，當時的佛教界的有識之士也有清醒的認識。如淨土真宗的僧人也是《中外日報》社記者的三浦參玄洞(1884-1945)在《業火》雜誌上發表的《佛教徒的立場》一文中就指出：
我們的目光不能只看到佛教而要看到世界，不能只看到教團而要看到全人類。日本佛教徒的缺陷就在於只是關注佛教、關注自己的教團的盛衰而對外面的世界視而不見。這根本不是佛教徒所應有的態度。佛教徒的態度應該是超越佛教而心懷世界、超越教團而顧念全人類，並從這一立場出發積極地行動（《三浦參玄洞言論集》267頁，法藏館，2006年）。
三浦參玄洞不僅是一位佛教理論家而且是實踐家，他積極參與了當時的麻風病人的救濟、部落民解放等社會事業。他敏銳地看到當時的佛教界的保守性和落後性，意識到不打破這種保守性心態，佛教界就會喪失佛教應有的立場，即使從事慈善救濟事業，也只是教團求生存、求發展的需要，離現代的佛教社會事業的要求還太遠。這種理念和思想無疑具有前瞻性和革命性。但由於當時日本社會整體上還沒有完成近代化的轉型，特別是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很快採取了向外擴張和侵略的國策，並走向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邪路，所以佛教在其中也難以獨善其身。除個別佛教團體（如創價學會）外，在政治高壓下，大多追隨軍國主義者鼓吹戰爭和侵略，成為戰爭的幫兇。
三、戰後佛教界的社會事業
戰後，隨著神道教至上主義和天皇崇拜的終結，佛教重新獲得了發展的空間。特別是新興宗教教團更是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的信徒結構和社會的宗教需求變化所致。傳統佛教的基礎主要是農村社會建立在地域和鄰里、親族關係基礎上的寺檀關係。因為整個社會人口流動性差，這種關係可以延續幾個世紀。但戰後工業化的發展，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激劇集中，使得佛教原有的寺檀關係快速解體，而流動到城市部的農村人口，在失去了原有的寺院的信仰依託之後，又沒有新的信仰依託。這時，新興宗教團體就趁虛而入，利用其新穎的傳教模式和組織模式以及現實主義的教義吸引信眾，滿足這些信徒需求安全和保護的欲望。正是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新興宗教團體激增（如從1947年到1950年，新興宗教團體從136個增加到702個），而戰前就成立的新興宗教團體如創價學會和立正佼成會、靈友會則得到快速發展。如創價學會1952年有會員2．2萬戶，1957年達到76．5萬戶，1972年達到755萬戶，成為日本社會影響巨大的宗教勢力。
為了爭奪信徒、擴大本組織的影響力，佛教與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之間、傳統佛教與新興宗教之間、新興宗教不同教團之間展開了自由競爭。在這種競爭過程中，各大宗教、各大派別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擴大自宗的社會影響力、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信眾的問題。在這方面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服務社會、利益眾生的社會公益事業。在這方面，新興宗教團體因為較少傳統佛教的包袱，所以在理念創新和具體實踐方面走在了前面。
當代日本佛教從事的公益事業主要包括：在世界範圍內為受難者捐款捐物，如印尼海嘯、中國的汶川大地震等災難發生時，日本佛教界都捐獻了大筆善款和物資；興辦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等教育機構，為社會培養人才；興辦養老院、臨終關懷醫院等，為社會提供公益服務；舉辦面向社會的各種文化講座、暑期學校等，為文化傳播事業做貢獻；通過與國際宗教界的合作，宣傳和平理念，推進世界和平事業等等。以下就佛教的教育、佛教福祉事業的研究、臨終關懷事業等略做說明。
日本的佛教教育始于明治維新之後，各宗派分別建立了宗門大學，如大谷大學（真宗大谷派）、龍谷大學（真宗本願寺派）、立正大學（日蓮宗系）、駒澤大學（曹洞宗）、愛知學院大學（曹洞宗）、佛教大學（淨土宗）、高野山大學（真言宗）、花園大學（臨濟宗）、大正大學（淨土宗、天臺宗等合辦）、武藏野大學（真宗本願寺派）、創價大學（創價學會），以及光華女子大學等數所女子大學。據統計，日本現有佛教團體興辦的佛教大學31所，大學院17所，短期大學51所。在戰前，各佛教宗派的宗立大學都是單一的佛教和宗學的教育，學員也幾乎都是僧侶。戰後，各大學都發展成為綜合性大學，除了佛教學科之外，與其他大學一樣建立了哲學、文學、歷史、教育、外文、社會福祉等學科，實現了從單一佛教教育向社會綜合教育的轉型。上百年來，佛教系的大學在日本的現代教育體系特別是私立教育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為日本社會各界培養了數量可觀的各類人才。
佛教系大學除了佛教教育（僧才教育）、社會綜合教育之外，其社會福祉教育和研究是又一特色。1917年，宗教大學（現大正大學）就設立了社會事業研究室，從事宗教社會事業方面的研究，1918年，日蓮宗大學（現立正大學）設立社會事業研究室，大日本佛教慈善會財團設立社會事業研究所，1920年，龍谷大學設立社會事業講座，1921年，東洋大學設立社會事業科。社會福祉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佛教學研究體系中開始佔有一席之地。戰後，各級各類佛教系大學和研究機構幾乎都開設了社會福祉學的課程或學科，在日本的大學教育中，成為該學科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從課程設置上看，該學科綜合了佛教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強調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如立正大學社會福祉學科碩士課程就包括：社會福祉論、佛教社會福祉論、社會保障論、高齡者福祉論、教育福祉論、殘障者福祉論、福祉援助方法論、生命科學論、佛教文化等，此外還開設音樂療法專題、社會調查方法專題、健康福祉專題、司法福祉專題、環境福祉專題等一系列專題研究。在接受系統的福祉學的專門訓練之後，學生可以參加國家組織的福祉士考試，合格者可以到政府相關部門和相關企業就職。因為就職門路有保障，所以該專業的報考者相當踴躍。
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与社会福祉事业》（法藏馆，1965年）、孝桥正一的《社会科学与现代佛教》（创元社，1968年）、森永松信的《社会福祉与佛教》（诚信书房，1975年）、论文集《佛教与社会福祉》（佛教大学出版社、1977年）、守屋茂的《佛教社会事业的研究》（法藏馆、1983年）、池田敬正的《日本社会福祉史》（法律文化社，1986年）、中垣昌美的《佛教社会福祉论考》（法藏馆，1998年）、水谷幸正先生古稀纪念会编《佛教福祉研究》（思文阁、1998年）、长谷川匡俊、吉田久一的《日本佛教福祉思想史》（法藏馆、2001年）、清水海隆的《佛教福祉思想及其发展的研究》（大东出版社，2002年）、芹川博通的《环境、福祉、经济伦理与佛教》（ミネルブ?书房，2002年）等。1966年“日本佛教社會福祉學會”成立，每年召開一屆學術大會，發行《日本佛教社會福祉學會》年報。2006年出版由中垣昌美主編的《佛教社會福祉詞典》，集中反映了日本佛教福祉領域的研究成果。
臨終關懷問題是日本佛教界近幾年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在日本，現有臨終關懷醫療設施130多所，其中大多是基督教或天主教所設立，但也有佛教界成立的“佛教臨終關懷會”（1987年創立）和佛教界創辦的長岡西醫院（新瀉縣、1992年創辦）等組織和臨終關懷醫療設施。在日本，临终关怀通常称为ホスピス（来自英文hospice），这是源于西欧基督教传统的词语。为了表达佛教的慈悲的理念、凸现佛教独特的临终关怀的特色，日本学者田宫仁提出了佛教“ビハーラ”(梵文bihara，僧舍、安宁等义)的理念，即通过佛教的临终关怀活动，进行关于死亡的教育，协助临终者及其家属等平静地接受死亡。
日本佛教界在從事臨終關懷事業的過程中，並不強調佛教的獨特性，而是強調為臨終者提供一種優質的、可以為一切宗教信徒或非宗教信徒都能接受的服務。如長岡西醫院雖然是佛教界創辦的臨終關懷醫院，裏面也有佛堂、有常住的僧人，但其宗旨不是布教而是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精神關懷。其提供的服務專案包括：全力減輕身體的疼痛等諸症狀；為緩和病人的諸種不安、擔憂和孤獨等精神問題提供心理諮詢；為工作、醫療費等社會經濟問題提供指導；如果病人提出要求，由僧人等提供宗教方面的服務；為病人家屬提供諮詢和指導；組織各種集體活動、提供家屬陪床等。在提供宗教服務方面，該醫院的建立雖然基於佛教的理念，但利用者並不限於佛教信徒。所以醫院不強制病人接觸、接受特定宗教或宗派；入院病人如果提出佛教方面的要求，僧人會給與開示和指導。僧人並不偏向任何宗派，所以任何宗派的信徒都可以得到適當的指導。
在日本佛教傳統中，從中世開始，關於臨終或死後的禮儀逐漸增多，念經超度、經營葬禮和墓地成為僧人的重要工作，這種習慣一直延續至今。在這種意義上日本佛教可以說是葬禮佛教。如何評價葬禮佛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因為僧人參加念經超度和經營墓地等活動收取相當高的費用，僧人的清靜超俗的形象受到影響，甚至僧人被看成只與死亡聯繫在一起的不祥的存在，所以日本的佛教界一直在反省葬禮佛教的種種弊端。現在的佛教界的臨終關懷活動，就是試圖克服葬禮佛教的種種積弊，從新的理念出發，用現代人能夠普遍接受的方式，給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籍。
結 語
從聖德太子時代的“佛教慈善”到近代的“佛教公益事業”，從戰時的“佛教厚生事業”到戰後蓬勃興起的“佛教社會福祉事業”，日本的佛教界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服務社會、利益眾生的事業中，結合佛教的特點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日本佛教的形態如僧侶的生活方式、新興宗教的發達等與中國佛教有很大不同，日本佛教所處的社會制度和文化背景也與中國佛教不同，所以，中國佛教在思考佛教社會事業的走向時，需要有自己的立場和自己的出發點。但日本佛教在從事社會福祉事業方面的開放胸襟、現代化水準、國際化視野值得中國佛教界學習，日本佛教學術界在佛教社會福祉的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值得我們借鑒，日本佛教高等教育體系中相對成熟的社會福祉教育體系和社會福祉士的培養經驗尤其值得中國佛教界教育界參考。
參考文獻：
森永松信的《社會福祉與佛教》，誠信書房、1975年。守屋茂的《佛教社會事業的研究》，法藏館、1983年。池田敬正的《日本社會福祉史》，法律文化社、1986年。中垣昌美的《佛教社會福祉論考》，法藏館、1998年。水谷幸正先生古稀紀念會編《佛教福祉研究》，思文閣、1998年。長谷川匡俊、吉田久一的《日本佛教福祉思想史》，法藏館、2001年。清水海隆的《佛教福祉思想及其發展的研究》，大東出版社、2002年。末木文美士《佛教&倫理》，築摩書房、2006年。楊曾文《日本佛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
附表：明治以來日本佛教慈善公益事業大事記

年份
佛教的社會公益活動社會的動向
1868年

明治政府建立
1872年
淨土真宗西本願派開始囚徒教誨活動。京都設置療養醫院
東京養育院成立。娼妓解放令
1876年
東京創立“福田會”
天皇撥款設立盲人院
1877年
東京總泉寺成為霍亂避難所
霍亂流行 博愛社（後改名日本紅十字會）成立
1878年
鹿兒島設立施藥醫院

1879年
東京成立“福田會”孤兒院

1880年
秋天縣成立育嬰院保嬰會
大阪政府成立棄兒愛育社
1883年
高知縣設立“育兒教會”。京都設立慈愛社

1884年
鹿兒島開始監獄教化活動

1885年
京都諸宗共濟會成立

1886年
千葉感化院 東京佛教慈善小學 愛知育兒院
日本基督教夫人矯風會成立
1887年
慈悲教育院（京都）、共濟學校（京都）、部落民生活改善運動（山口）、婦人慈善會（大津）

1888年
岡山感化院、安藤治療所（京都）、貧兒小學多所（東京）、水災救助、火山救助
大阪婦人慈善會成立
1889年
福島、沖繩、仙台、新瀉、京都、長崎等設置保釋者教育設施
日本憲法改正，設置釋放者保護設施
1890
佛教慈善會成立、埼玉的水害救助
佛教婦人會展開多方面救濟活動
資本主義第一次經濟危機
1891
大日本救世館（慈善醫院、東京）、橫濱孤兒院、慈惠女學院（大阪）
大阪孤兒院、孤女學院
1892
大日本佛教青年會成立
監獄教誨師聯合會成立

1893
各地設立救濟棄兒、孤兒、貧兒的設施
護士學校（京都）、施藥院（名古屋）
基督教的婦女團體結成“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
1894
日清戰爭戰死者家屬慰問活動、水災、震災救助。京都婦人慈善教會贈送牛奶、巡迴義診
日清戰爭
1895
福田小學（京都）
救世軍日本支部設立
1896年
大日本貧民救助慈善會成立

1897
大日本佛教徒饑饉救濟會（印度饑饉救濟，東京）護士學校（京都）

1898
北海道免費旅館，菩薩會孤兒院（岡山）

1899
貧困兒童養育、教育機構設置：廣島、福岡、香川、德島、千葉、山形、京都

1900
免刑者、出獄者保護設施。淨土宗慈善會、京都救濟院

1901
多所孤兒院設立，名古屋養老院，大日本佛教慈善會財團成立（淨土真宗、京都），東海佛教慈善會，信濃福田會（長野）、尾道慈善會（廣島）
慈善團體聯誼會（大阪，後改組為中央社會事業協會）
1902
礦毒受害者救濟佛教同盟會成立。慈善女學校（京都），大阪養老院

1903
東京養老院、佛教育兒院（京都）
第一屆全國慈善大會召開（大阪），日本慈善同盟會成立（後改為中央慈善協會）
1904
多所孤兒院、育兒院成立。開展軍屬支援活動
日本基督教青年會同盟成立
1905
多所孤兒院、育兒院、貧兒學校成立

1906
多所孤兒院、育兒院成立

1907
多所孤兒院、育兒院

1908
私人盲人學校（東京、埼玉），女子教誨師養成所
中央慈善協會成立
1909
義診、施藥，感化事業，兒童保護
內務省民間社會事業國庫補助，民間慈善獎勵，《慈善》雜誌創刊
1910
免刑者保護、婦女夜校（大阪）、淺草寺慈善醫院（東京）

1911
多所貧兒學校設立，感化事業。大谷派慈善協會，埼玉免費旅館，敦賀佛教慈善會（福井）
恩賜財團濟生會設立。內務府第一次細民調查
1912
免刑者保護事業，兒童保護事業，佛教徒社會事業研究會成立

1913
免刑者保護事業，知恩院華頂婦女會罹難救助、軍事援助活動
救濟事業研究會成立，《救濟研究》創刊
1914
免刑者保護事業（大阪、北海道、東京、茨城、山口、靜岡、長崎、大分、熊本）
櫻島火山受害者救助
東北歉收農民救助
第一屆全國佛教徒社會事業大會（東京）

1915
免刑者保護事業（滋賀、秋田）
仙台佛教幼稚園
私立聾啞學校
大山佛教慈善團（山形）

1916
免刑者保護事業（新瀉、奈良、廣島）
四日市佛教保育院（三重）
佛教和合幼稚園（茨城）
淨土宗東京慈善會成立
東京佛教護國團
實踐救濟會（京都）

岩崎佐一設立“桃花塾”，救助智障者
1917
宗教大學（現大正大學）設立社會事業研究室
養老事業（京都、佐賀）
軍事救護法
內務省設置救護科
《慈善》雜誌改為《慈善與救濟》
1918
日蓮宗大學（現立正大學）設立社會事業研究室
大日本佛教慈善會舉辦社會救濟事業者聯合會
大米暴動
內務大臣顧問機關“救濟失業調查會”成立
1919
大日本佛教慈善會財團設立社會事業研究所
內務省地方局救護科改稱社會課
大阪社會問題研究所成立
1920
龍谷大學文學部設立社會事業講座
各地成立佛教會（奈良、兵庫、秋田、茨城、長野、山口、靜岡）西本願寺社會事業研究所設立女子部
全國社會事業大會
1921
東洋大學設立社會事業科
各地成立佛教會、佛教聯合會（群馬、福岡、廣島、茨城）從大阪開始，各地寺院、教會免費向社會開放，供大眾修行、遊戲等
中央慈善會改為中央社會事業協會《慈善與救濟》改名為《社會事業》
1922
各地成立佛教會
京都婦女慈善協會巡迴義診所
東福寺三聖醫院（京都）
首相接見佛教各派代表，希望在免刑者救助、少年保護等方面做出貢獻。
為成年人禁酒法、少年法、健康保險法、兒童保護日
1923
關東大地震救護
服刑者教誨研究所
淨土宗大穀派第一屆全國社會事業大會召開
關東大地震
盲聾啞學校令
1924
首相接見宗教各派代表，鼓勵宗教在精神教化方面盡力
藤音得忍赴歐考察基督教的社會事業
淨土真宗設立從事社會事業的輔導使

1925
大穀光瑞視察歐洲的思想、宗教、社會事業
本願寺派開始社會事業調查
治安維持法、軍事教育令
普通選舉法（25歲以上男子、接受國家補助者除外）浴風會成立，救助關東地震受災者
1926
東京真宗婦女會附屬六華園從事少女保護
中央社會事業舉辦第一屆全國兒童保護事業會議
1927
保姆養成所擴充為武藏野女子學院
世界金融危機開始
全國地方政府設置社會課
1928
《保育事業概論》出版
少年保護事業研究會成立

1929
京都佛教青年會成立
西本願寺社會部開設農忙期托兒所講習班
昭和經濟危機
日本社會事業學會成立
工廠法改正（禁止婦女兒童上夜班）
1930
東京慈善醫院成立
京都佛教社會事業協會成立
第一所麻風病療養所建立（長島愛生園）
1931
巡迴嬰幼兒義診
西本願寺發佈“佛教保育院規定”
九一八事變
全日本私立社會事業聯盟成立
全國養老事業協會成立
1932
嬰幼兒巡迴義診（西本願寺與大日本佛教慈善財團）
西本願寺保育研究所成立
兒童虐待防止法頒佈
1933
西本願寺社會部設立嬰幼兒健康諮詢室
兒童虐待防止法講習會（京都）
少年保護法頒佈
1934
東京颱風水害救助
東北災荒救助
恩賜財團愛育會
1935
佛教社會學院成立（淺野研真）
社會事業協會成立

1936
農忙期托兒所保姆養成所開設

1937
本願寺派召開全國社會事業大會
社會事業運動周（福岡、富山、新瀉、東海、奈良、和歌山、兵庫、滋賀、山口等地）
盧溝橋事變
母子保護法
1938
農村地區軍人家屬兒童保護活動實施
本願寺派慰問軍人家屬
厚生省設立
社會事業法頒佈
國民健康保險法頒佈
1939
本願寺母子寮
後方奉公會成立
1940
在全國設立保護婦女兒童的保育設施
國民優生法
大政翼贊會成立
1941

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2

“社會事業”改稱“厚生問題”
1943

大日本母子愛育會成立
1944

學生動員令
女子勤勞挺身令
1945
本願寺派成立戰後處理事務所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佔領軍總部制定“關於救濟與社會福祉問題”的文件
1946
在宗門運營調查委員會上討論宗派的社會事業問題、寺院的社會功能問題
奈良寶山寺設立社會事業部，實施難民緊急救助
生活保護法頒佈
日本社會事業學校——近江學院成立
“厚生問題”改稱“社會事業”
1947
西本願寺社會部成立
名古屋無憂華會設立婦女保護寮
日本社會事業協會成立
兒童福祉法頒佈
災害救助法頒佈
1948
寶山寺愛染寮獲得養護設施資格認證
全國孤兒調查
厚生省制定“兒童福祉設施最低標準”
1949
日野誕生院保育園
第二母子寮
寶山寺極樂坊保育園（奈良）
第一屆保姆資格考試
殘疾者福祉法頒佈
緊急失業者對策法頒佈
1950
西本願寺保育園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更生保護事業協會、社會事業協會成立
日本社會事業短期大學成立
1951
西本願寺設立非營利住房白光莊
中央社會福祉協議會（後改稱全國社會福祉協議會）成立
社會福祉事業法頒佈
1952
社會福祉法人寶山寺福祉事業團成立
全國社會福祉協議會聯合會成立
1953
麻風病院送梵鐘“惠之鐘”
社會福祉事業振興會法頒佈
1954
麻風病患者救助募款活動
日本社會福祉學會成立
1955
東京保育協會成立（本願寺派）
東大寺福祉事業團成立（奈良）
東大寺義肢園設立
全國社會福祉協議會成立
第一屆日本母親大會召開
熱海成立第一家國營養老院
1956
本願寺派麻風病人救助運動展開
家庭護士派遣事業開始
1957
本願寺派討論裏親制度事業
日本社會事業大學成立
1958
西本願寺設立義診所

1969

日本身心殘障兒童協會成立
1960
保育問題經營問題研究會召開
聖水保育院
精神障礙者福祉法頒佈
1961
壺阪寺慈母園（全國最初的盲人養老院、奈良）
兒童撫養補助法頒佈
《社會事業》改稱《月刊福祉》
1962
龍谷大學短期大學部開設社會福祉學科
獨居老人家庭服務員派遣制度實施
1963
本願寺派宗門社會福祉事業助成基金設立
老人福祉法頒佈
1964
社會福祉法人本願寺社會福祉事業中心成立
東京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
母子福祉法頒佈
重度精神障礙兒童撫養法頒佈
1965
壺阪寺在印度開展麻風病患者救助

1966
日本佛教社會福祉學會成立
聯合國制定國際人權條約（日本1979年批准）
1967
本願寺派東南亞佛教國家視察
新瀉水銀中毒事件
1968
龍谷大學文學部設立社會福祉學研究方向
全國自閉症患者全國協議會成立
1969
本願寺派開展“光明社會運動”
日本佛教保育協會主辦園長研修會
東京都七十歲以上老人醫療免費
1970
本願寺派開設法律諮詢機構
大阪博覽會
日本老齡人口7．1%，進入老齡社會
1971
龍谷大學大學院開設社會福祉學碩士課程
佛教婦女會為巴勒斯坦難民募款
壺阪寺受奈良縣政府委託經營智障兒童福利設施“都祁園”
聯合國通過智障兒童權利宣言
1972
寶山寺特別養老院“梅壽莊”成立
全國七十歲以上老人醫療免費（1973年起實施）
1973
壺阪寺盲人養老院“五色園”成立

1974
佛教保育大學講座
老人福祉開發中心成立
1975
本願寺派社會福祉研究協議會成立
育兒休假法頒佈
聯合國通過殘疾者權利宣言
1976
本願寺派宗門社會福祉協議會設置

1977
本願寺派《淨土真宗福祉白皮書》創刊
殘障兒童福祉中心成立（奈良）
全國志願者振興中心成立
1978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社會福祉推進協議會成立，各地成立分會

1979
大阪特别养老院あそか园成立
養護學校義務教育制度實施
1980
壺阪寺在印度建成友誼小學
寶山寺設立平城兒童中心

1981
社會福祉大會召開（京都）
西本願寺開設手語講習班
壺阪寺特別養老院“光明園”成立
母子與寡婦福祉法頒佈
1982
寶山寺建成保育園

1983
興奮劑撲滅簽名運動

1986
臨終關懷研究會成立
醫療與宗教問題研討會召開
頒佈“長壽社會對策大綱”
1987
第一期臨終關懷實踐活動研究會召開
“生命問題的思考”研討會召開
壺阪寺印度麻風病者救助財團成立
老年人護理振興會成立
社會福祉士與護理福祉士法
1988
向總理府和法務大臣提交反興奮劑簽名簿
動員信徒支持參與殘疾人運動會
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捐款

作者簡介：1966年生於河北省石家莊市，1987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1990年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2000年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研究科碩士畢業，2004年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研究科博士畢業，1990年–1995年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04年–2005年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員。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中國佛教華嚴學、日本佛教等。著作有《澄觀華嚴思想的研究》（日文、日本山喜房佛書林出版社）等。社會兼職：日本印度哲學佛教學理事會評議員、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青年

作者：池田大作
我堅信，青春並不僅僅意味著年齡或身體的年輕。只有終生恪守青年時代的信念，矢志不移，孜孜以求，才是真正的青春的光彩。
不要幻想人生一帆風順，首先要培養敏銳地洞察人世、社會百態的能力。知識是一種力量。切不可輕易妥協、苟且偷生，而應該用勇氣和智慧與社會搏鬥，在艱難困苦的磨礪中成長。人間、社會確實矛盾重重，必須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但是，倘若把一切都歸咎于人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我成長。使自己具有力量，不在世俗的惡流中隨波逐流，而且成為一個推動社會進步、改變環境的人。人必須革命。
過去的價值在現在中流淌。未來的圖景也主要孕育在現在之中。老人不要用過去批判現在，而應該把比過去更加美好的東西投射到現在，青年則必須正確把握現在，設計未來。現在的壯年人應該珍惜過去，正視現在，心懷未來。任何人都應該為更加美好的現在和未來貢獻智慧。我以為消除彼此的隔絕，不如拋棄各自的偏見，達到和諧的目的才是根本所在。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商談才會有成效。
對青年來說，信譽是無價之寶。
一個向新的、尚未開發的領域挑戰的青年，必須具有向理想進軍的雄心壯志，同時也必須具有正確認識時代和社會的智慧。不要做一個只有勇氣，而看不清為政者的意圖和時代潮流的愚蠢的青年。如果一意孤行，不也將失去青年的特權和歡樂嗎？
青年的特點就是具有純真的激情和雄心壯志，以及為了實現理想而敢於赴湯蹈火的精神。
所謂青年應該像青年一樣生活，就是要為自己的志向而獻身，竭盡全力而無悔。
青年要在各自嚴峻的境遇中努力學習、工作，儘量充實自己。說到底，人生是一種勝負。在嚴肅的生活中，才能得到磨練、強化人格、增長見識和才幹。有一個思想家曾說過：淺薄的知識的外衣，與全身掛滿垃圾想站立起來的猿猴沒有什麼區別。不要用那些廉價的、從外面買來的“教養”裝飾自己，而應該培養那種發自生命內部的、在肌膚下閃耀發光的真正的教養。
謹小慎微是青年致命的弱點。青年喲，應該在任何人生劇場中都當演出者。
總而言之，在青年時代，為了自己光輝的未來，就要敢於在泥濘、汗水中摔打，養成不屈的精神，不彎的脊骨。只要有這中精神，隨著年齡的增長，再加上社會風浪的考驗，就一定在不知不覺中出現具體的成果。
青年是時代的浪潮。人逐漸走向老年是自然規律。從社會整體來看，這種現象就是世代交替。少年會變成青年，青年會變成壯年，宛如大海的巨濤，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猶似地球的自轉，永遠不可能停止。青年們必將以破竹之勢進入下一個時代。這裏有革命，有真正的革新，有躍動的生命力。
說一個國家的興亡盛衰，取決於肩負未來的青年，決不是危言聳聽。這些青年由什麼樣的領袖培養，怎樣成長？樹立了什麼樣的人生觀，世界觀？以怎樣的作風前進？這些才是一個國家明天的路標。
不管什麼時代，不管在世界的什麼地方，革命的先驅總是青年，尤其是學生，或者是年齡與現在在校學習的學生相仿的年輕人。這到底說明了什麼呢？它說明學生有走在時代前面的傳統和氣概。他們有好不妥協的批判力，有理想以及向著理想勇往直前的激情，有摧毀既成權威、既成體制的莫大力量。當他們信仰某種思想時，就會以寧死不屈的精神，為主義和理想而獻身。這就是青年，尤其是學生的特點。當這些青年和學生的意志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統一起來時，就會變成大海的怒濤，可以改變社會、改變歷史。一旦這怒濤形成排山倒海之勢，誰也無法阻擋，誰也不能改變，而且當這怒濤愈發洶湧澎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將不約而同地匯入這股激流，向著一個方向前進。
青年就是不斷建設和革新的象徵，就是頑強、純潔，而且包含著無限可能性的年輕生命的躍動。
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像燦爛的太陽一樣明麗，像天空翱翔的年輕的鷹一樣豁達，像大海一樣包羅萬象，而且一旦需要的時候，會毅然奮起，如疾風怒濤般與邪惡戰鬥-----這就是青年。
青年是打基礎的時代。在基礎打好之前，見異思遷，或流於懶散，就會永遠建不起房屋。在這一時期總覺得接受別人的指導，不如自己隨心所欲痛快。然而，倘若以為青春時代只是自由和輕鬆，那麼就會像斷了線的風箏，最終是自己受害。對於青年自身的成長來說，激情和上進心是至關重要的。
一位政治家曾經說過：“要想征服世界，首先要政府自己的悲哀。”佛法就是終生與自我魔鬼決鬥的。德國有這樣一句格言：平靜的水和不叫的狗是最可怕的。青年要像寂靜的、深不可測的水一樣深沉。要像與野狗迥異的輕易不叫的狗一樣沉靜。雖然穩健持重，但一旦奮起，將爆發無法估量的巨大力量。
從青年的特點來說，年輕人也應該志存高遠。沒有理想，青春則沒有意義。但是只有理想還不夠，還應該有充分的準備和孜孜不倦的努力。這一原則不管是在就業時，還是在工作之後，在人生的任何時候都適用。
失敗就是失敗，青年人應該有坦率的承認自己失敗的勇氣。這是光明磊落。如果不承認自己的失敗，而且把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卑劣的行為。不僅要勇於承認自己的失敗，還要冷靜認真地分析失敗的原因，這樣才能為今後的成功奠定基礎。
自然、世界、宇宙一刻也不停息。在你停下前進腳步的瞬間，就開始了人生的退步。不斷地開拓人生，不斷地創造、前進，才是真正生存的標記，而這是青年的特權。
青年們對於充斥社會的虛偽、臆想極為反感。很多東西只有抽象的概念，而沒有實際的內容。所謂的思想也失去光彩，所以從那裏到底能汲取多少生活的力量，令人生疑。青年們追尋的不是虛像，而是實像，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真實的感覺。我們尤其要體諒青年們失去追求目標、失去充實感、失去心中燃燒的激情，被氣餒所困擾。
我喜愛青年，以前曾與許多青年交談。結果我發現，根本問題是沒有願與青年共同生活、一起前進的領袖。我認為，要使青年們具有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得以進一步發展，必須改革社會體制。現有的社會體制，與其說是為了青年的，不如說是為了成年人的、保護既成體制利益的東西。甚至說成年人強迫青年走他們為青年設計的生活道路也不為過。對此青年是無法忍受的。我們有責任建立一個尊重青年、充分發揮青年所蘊藏的可能性的社會。即使不能馬上建立這樣的社會，這一意願也肯定會被後來者繼承。
人生有幾個季節。有必須忍耐的寒冷的冬天，也有在明麗的陽光下，像小樹一樣茁壯成長的春天。特別是二十歲前後的青年，全身充滿了知識的養分，轉眼間就回嶄露頭角。
青春是人生的鮮花，是年輕聲明的閃耀，是純真的結晶。激流般的熱情、幻夢般的憧憬、決不妥協的堅貞----青春充滿了魅力，充滿了光輝，包含著無限的未來。青春開放的花朵，將鋪就你人生的道路。青春是最寶貴的。諸君要珍惜這寶貴的時光，不可虛度，更不要誤入歧途。
必須給予他們與青春相稱的希望和夢想。領袖必須傾注全部的智慧，以便他們為自己未來的建設竭盡全力。在年輕人已經完全掌握主導權的領域，要好不遲疑地把火炬遞交給他們。
向著未來前進吧。那裏肯定會有希望。無限的可能性在你的身上隱藏。愉快地生活吧。為了自己的青春，也為了周圍年輕的朋友。那裏肯定充滿歡樂。鼓起勇氣，頑強生活。在那裏，道路自然會展現在你的面前。
我們在虛榮中生活，但不要被虛榮蒙住眼睛。誠實地度過實實在在的人生是最可貴、最堅強的。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邁開堅實的青春腳步。
青春，是人生打基礎的時代。如果基礎不牢，上面不管建什麼都要倒坍。意識到這是為了將來開放出絢麗的花朵而打基礎的時代，那麼學習、工作，一切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害怕失敗的人將一事無成。過去所有名人都經受了一個又一個的失敗。但是，他們在失敗的時候不是沮喪氣餒，而是不屈地拼搏，最後取得了勝利。青春時代的真正失敗，是人生的寶貴財富。希望你們不要害怕失敗，勇敢堅強到度過青春。

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作者：[日本] 池田大作
亞歷山大大帝給希臘世界和東方的世界帶來了文化的融合，開闢了一直影響到現在的絲綢之路的豐饒世界。據說他投入了全部青春的活力，出發遠征波斯之際，曾將他所有的財產分給了臣下。為了登上征伐波斯的漫長征途，他必須買進種種軍需品和糧食等物，為此他需要巨額的資金。但他把從珍愛的財寶到他領有的土地，幾乎全部都給臣下分配光了。群臣之一的庇爾狄迦斯，深以為怪，便問亞歷山大大帝：“陛下帶什麼啟程呢？”對此，亞歷山大回答說：“我只有一個財寶，那就是‘希望’。”
據說，庇爾狄迦斯聽了這個回答以後說：“那麼請允許我們也來分享它吧。”於是他謝絕了分配給他的財產，而且臣下中的許多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我的恩師，戶田城聖創介學會第二代會長，經常向我們青年說：“人生不能無希望，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希望當中的。假如真的有人是生活在無望的人生當中，那麼他只能是失敗者。”
人很容易遇到些失敗或障礙，於是悲觀失望，挫折下去，或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失掉活下去的勇氣；或怨恨他人；結果落得個唉聲歎氣、牢騷滿腹。其實，身處逆境而不丟掉希望的人，肯定會打開一條活路，在內心裏也會體會到真正人生歡樂。保持“希望”的人生是有力的。失掉“希望”的人生，則通向失敗之路。“希望”是人生的力量，在心裏一直抱著美“夢”的人是幸福的。也可以說抱有“希望”活下去，是只有人類才被賦予的特權。只有人，才由其自身產生出面向未來的希望之“光”，才能創造自己的人生。
在走向人生這個征途中，最重要的既不是財產，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起的一念，即“希望”。因為那種毫不計較得失、為了巨大希望而活下去的人，肯定會生出勇氣，不以困難為事，肯定會激發出巨大的激情，開始閃爍出洞察現實的睿智之光。只有睿智之光與時俱增、終生懷有希望的人，才是具有最高信念的人，才會成為人生的勝利者。

創価学会（そうか がっかい，Sōka Gakkai ）

一、簡介
创价学会以日莲佛法和生命哲学为基础，宗旨推进和平、文化及教育，祈愿人类幸福，世界和平。創價學會總部位在東京都新宿區信濃町。現任會長為原田稔。名譽會長為第三代會長池田大作。由牧口常三郎、戶田城聖於1930年11月18日以推進教育改革為目的創立了「創價敎育學會」。這個組織在日後成為了信仰日蓮正宗的在家信徒團體，致力教育改革，追求以日蓮大聖人的佛法使人自我改革成長、促進社會進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將天皇神格化，又將神道教定為國教，要求全日本人民都必須膜拜，而身為佛教徒的牧口及戶田為了爭取宗教和人權的自由，強烈反對日本對亞洲發動侵略戰爭，而與幹部們被秘密警察逮捕，牧口不幸死於牢中。出獄後的戶田將組織名稱改名為創價學會。
1952年，创价学会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户田于1958年去世，当时学会已有75万户入信，池田大作于1960年担任第三任会长，不斷的走访欧亚美各国宣揚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于1975年1月已突破750万户，同年1月28日，以世界永久和平为目标，各国创价学会会员联合成立国际创价学会SGI於關島，以池田大作为第一任会长。
二、理念
SGI所持有的哲学思想可以归结於“人间革命”一词。根据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意义，一个自发的内心变革，将对身外的环境造成正面的影响，并促进人类社会的成长。SGI的活动是以日莲佛法作为哲学基础。日莲在世时极力主张，佛法是实事求是的生活原理，旨在帮助活在现世的人们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日莲佛法教示，自身与他人两者的幸福是息息相关的，而唯有为他人的幸福努力，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和满足可言。日莲的教义也强调，人人都具备无限潜能，可以战胜生命中难免的种种苦难，过着富有价值的人生，并改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
日莲的佛法哲理源於释迦牟尼的教導。在眾多法藏之中，法华经是唯一蕴含佛法最高的精髓，法华经不但开显了生命皆含佛性之理，更明確表示一切的生命皆可成佛。
三、国际创价学会
創価学会インタナショナル；英语：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為创价学会成立的国际性伞性组织，于1975年成立，目前拥有超过一千二百万会员，分布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创价学会的日本总部—创价学会于1930年成立。国际创价学会会员修行的是日莲大聖人佛法。国际创价学会和各成员组织对创价学会信徒提供支持网络，其活动的性质与范围都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背景。SGI亦为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NGO）。SGI会员认为将他们的宗教信仰应用于日常生活来改良社会。SGI会员主动地参与多个小区节目来宣扬文化交流和了解不同人士，并舉辦文化藝術的活动来推廣世界和平，地球一家的理念。国际创价学会现任会长，池田大作，至今获得全世界各國（包括各公私立機關及学府等）颁发的荣誉獎項多达2000余个，2008年2月更穫得美國國會贈予國旗，以感謝国际创价学会對世界和平的努力，而美国，巴西等地方，甚至以学会历代会长们的名字命名公园，道路。
四、基本教义及活动
　 日莲大圣人（1222年–1282年）是日本鎌仓时代的一位具代表性的僧人，「日莲」是在他1253年4月28日立宗宣言开始弘法时所选择的法名。他穷究一切佛经后，得知法华经是释尊佛法的究极经典。法华经的精髓—南无妙法莲华经，正是能令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源之法。
　创价学会是以日莲大圣人所图顯的「御本尊」（曼荼罗-即根本尊敬的对象）作为信仰的根本对象。创价学会会员是以「信、行、学」 为基本修行。信就是以「御本尊」为根本，确信日莲大圣人的佛法。行 有「自行」与「化他」的两种。「自行」是每天早晚向「御本尊」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Nam－Myo－Ho－Ren－Ge－Kyo）的题目（即唱题）以及法华经的方便品与寿量品 （即勤行） ，透过「唱题」和「勤行」的修行，涌现丰富的智慧与生命力。「化他」是实践此佛法，宣扬其伟大，致力和平。「学」是学习日莲大圣人的佛法和教导—即「御书」。这不单只是个别的学习活动，更着重整体的互相启发，所以才有「座谈会」、「御书学习会」等活动。透过学习正确的佛法哲理，能加深信心（信），又能正确地去实践（行），以获得佛法的功德。

五、2008年现在的主要干事
名誉会长：池田大作
会长：原田稔
理事长：青木亨
副理事长: 山崎尚见、西口良三、大野和郎、大场好孝、山本武

日本佛教的發展狀況系列介绍（一）

日本的佛教，是宗派分明的佛教。在早期，佛教各宗是由中國創設的，傳入日本後，逐漸演變為各宗混合的狀態，例如“禪淨雙修”、“教禪一致”、“八宗兼弘”等，信徒的信仰也以各宗兼修為常態。但在平安時期以後，日本的佛教信徒逐漸傾向專精信奉護持一宗一派，例如念佛的人不坐禪，坐禪的人不念佛，天臺就是天臺，華嚴就是華嚴，絕不容別宗的混入，所以專持一宗的修法，是日本佛教的特質。
　　宗派主義的修行法，在個人修養上能夠專一不混雜，固然有其優點，但從整個佛教的立場看，例如鎌倉、室町的佛教，可以說是宗派繽紛，百家齊鳴的時代；到了現代的新宗教間，常有因互不相讓的分歧見解，而引發教團間的紛爭事件，這是無法避免的缺失。因此，日本在近年來有各宗聯合會或友誼會的組織，就是為彌補此一缺點而產生的。
　　除了上述的特點外，佛教自印度興起，經中國、朝鮮而傳到日本，為適應日本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在彼此相互容攝之下，而產生一種獨特的日本佛教。總結其特色，有以下幾點：
　　日本佛教被視為保護國家的宗教，佛教徒也以護教者自居，因此佛教成為與皇室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佛教。
　　日本為維護國家安危，特重密教的咒術祈禱，因此咒術祈禱深深融入日本民眾的生活之中，成為追求現世利益的良方。
　　日本初期佛教，僧侶並不參與死者的喪葬。到了中世，禪宗傳入以後，中國喪禮法也隨之傳入，僧侶始擔當死者喪禮的主持人。其後，由於淨土信仰普及，因此主持喪禮遂逐漸成為僧侶的重要職務。
　　江戶時代的檀家制度盛行，致使佛教成為家族宗教。
　　日本佛教因與古來的神道思想同化、融和，而有所謂“本地垂跡”思想的產生。本地垂跡說，揭示神只為佛陀所化現，所以各種神都被指為佛菩薩的化身所變現；神只既是佛陀，神佛乃是一體，因此佛菩薩變化為神。這樣佛教和神道之間有著共同的領域範圍，而神道也列入了佛教的體系。自此以後，佛教與神道便成為日本宗教思想的一個整體。
　　現代日本的佛教，是現代學術化的佛教。日本每個國立大學裏，幾乎都設有印度哲學科和中國哲學科，以資佛學研究，同時在各宗派中，都設有佛教大學或佛教專科學校，作為佛學的研究機關。由這些佛教教學系統培養出的佛教人才，不計其數。從早期開拓現代佛學，功績顯赫的原垣山、村上專精、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宇井伯壽、荻原雲來、境野黃洋、常盤大定、椎尾辨匡、佐佐木月樵、望月信亨、齊滕唯信、渡邊旭海、羽溪了諦、小野玄妙、南條文雄、河口慧海、衛藤即應、友松圓諦、島地大等，還有前田慧雲、鷲尾順敬、長井真琴、忽滑穀快天、立花俊道、宮本正尊、林屋友次郎，乃至近代的佛學專家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長尾雅人、結城令聞、鎌田茂雄、平井俊榮等，人才濟濟，深深影響了日本現代佛教的走向。
　　日本全國由各宗派所創建的佛教系大學，簡介如下：
　　駒澤大學（東京都） 曹洞宗所創，具有三百多年歷史，以道元的禪學一如為校訓，設有佛教學部、禪學科，另外也有文學、商學、法學等科，是一所綜合大學。
　　愛知院大學（愛知縣） 曹洞宗所創，明治九年設立。文學部宗教科，設有佛教學、禪學、宗教學等科。
　　大正大學（東京都） 大正十五年，天臺宗大學和真言宗的豐山大學、淨土宗的宗教大學合併而成，昭和十八年再加上“智山專門學校”而成三宗四派的聯合大學，佛教學科中設有梵文學、天臺學、真言學、淨土學等科。
　　高野山大學（和歌山縣） 古義真言宗所創。大正十五年，為貫徹空海的教育精神而正式成立“高野山大學”，設有密教學科、佛教學科。
　　大谷大學（京都市） 淨土真宗所創，明治三十四年設，真宗大學是他的前身，以親鸞的佛教精神為基盤。
　　龍谷大學（京都市）　淨土真宗所創，明治二十一年設
　　花園大學（京都市）　明治五年，臨濟宗所創。 　
　佛教大學（京都市）　明治初年，淨土宗所創。
　　立正大學（京都市）　明治五年，日蓮宗所創。
　　種智大學（京都市）　明治十四年，真言宗所創。
　　同日大學（名古屋市）　大正十年淨土真宗所創。
其他還有四天王寺女子大學、創價大學、日本福祉大學等。
　　另外，在學術方面的研究學會有：印度學佛教學會、大谷大學宗教學會、駒澤大學宗教學研究會、駒澤大學禪學研究所、駒大佛教學會、種智院大學密教學會、禪學研究會、大正大學國際佛教研究所、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東北印度學宗教學會、南部佛教研究會、日本宗教學會、日本佛教學會、佛教經濟研究所、佛教大學學會、佛教文學研究會、日本密教學會等，每一個學會都出有學報，半年一期或一年一期。 　　綜觀日本的佛教，早期在“教理”和“實踐”上，是承襲中國傳統。像天臺宗的“圓頓戒”，淨土真宗的“信念主義”，禪宗的“生活即佛法”，密宗的“即身成佛論”等教理，都是中國原有的。日本佛教的優點，也是特色所在，是在教化方面，例如日本的佛教是國家化、社會化，從佛教初傳，日本就是以國家的立場來接受、創辦佛教事業，而且上行下效，佛教自然能深入社會各階層，不只是宗教層面的信仰，更融入人民的生活裏，日本人的婚喪喜慶都和佛教有密切關係，日本的文學、劍道、茶道、繪畫等等，都深受佛教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日本將佛教的理想訴諸于現實層，一邊參加法會祝禱，祈福消災，一方面做學術性的文獻考證研究，其學術研究成果已取得國際間的重視與肯定，堪稱是當今佛學研究的重鎮。但在另一方面，日本佛教至今仍保有“在家化”的特色。早先最澄主張的“真俗一貫”，空海主張的“真俗不離”，及親鸞提倡的“在家佛教”等，都可以看出日本對出家、在家的界限並不很分明；現在日本的僧侶大都是可以娶妻生子，這種現象成為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但也失去了佛教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