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6日星期五

印度密教研究之現況及其研究方法






松長有慶
  密教與顯教
  ‘密教’這個辭彙的定義是明確的。但是,它的用法也頗為曖昧。日文中的‘密教’,本來是被用於與‘顯教’相對、並加上價值批判的辭彙。將此一與顯教相對的密教所含有的特質加以明確規定的人,是弘法大師空海。他在其教判論︰《辨顯密二教論》中,以法身說法、果分可說、即身成佛等項,作為與顯教相對之密教特質。或許,這是最初、最簡潔的密教定義。
  但是,也有人將空海所下的定義,加以擴大解釋。此即日本天臺宗所研究的密教(後來稱為台密),其定義較空海所定更為寬廣。慈覺大師圓仁將《法華經》等的一乘教(大乘佛教)稱為密教,並將三乘教(小乘佛教)配屬於顯教。比起後來的東密(真言宗)之密教教學而言,台密對密教所下的定義較為寬泛。
  此外,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密教’一詞,其所指範圍較寬。一般而言,密教被理解為神秘性的、閉鎖性的、原始性的、咒術性的。亦即與其將它說是密教,不如說是神秘教(eso-terism)。但是若依據此一廣義的標準,則古代宗教之大部分都可收入密教的範圍之內。若依空海所作的狹義解釋,則不僅台密很難入其範疇,連印度密教及其支流的西藏佛教(喇嘛教),也不能稱為密教。
  如果印度的密教,一如日本──擁有獨立的教團、可以闡明其教理之特質,則可以作為標準。但是,由於印度密教是發展在一般佛教教團裏,所以很難從佛教之中將密教區別出來。不過,如能掌握一般所說的密教特色,則在佛教經典中,應該也可以找到不少。
  密教的語源
  在規定密教的概念之前,我們先從佛教經典中,探討這個辭彙到底是如何地被使用著。‘密教’一詞,很早就已出現在漢譯文獻中。它的首次出現,是在五世紀初譯出的《央掘魔羅經》裏︰‘彼諸眾生亦複如是。久習無我隱覆之教,如彼凡愚染諸邪說,去來現在不解密教。’這裏的‘密教’,指的只是深奧之教。它與《大智度論》中之與‘顯現’相對的‘秘密’,用法相似。《大智度論》卷四雲︰
‘菩薩雖應次佛,以諸煩惱未盡故,先說阿羅漢。諸阿羅漢,智慧雖少,而已成熟。諸菩薩,智慧雖多,而煩惱未盡。是故先說阿羅漢。佛法有二種,(一)秘密,(二)現示。現示中,佛辟支佛阿羅漢,皆是福田。以其煩惱盡無餘故,秘密中,說諸菩薩得無生法忍,煩惱已斷,具六神通,利益眾生。以現示法故,前說阿羅漢,後說菩薩。’
  同論卷六十五雲︰‘諸佛事有二種。一者密,二者現。’在這裏,所謂的現或顯示,是指為劣根的緣覺、阿羅漢而說的小乘教;所謂密或秘密,是指為大乘菩薩所說的深遠的大乘教,並沒有一般所說的顯教與密教的意思。
  此外,‘密教’或‘密藏’等辭彙,也數度出現在唐代以前的漢譯經典裏。此即︰隋•闍那崛多所譯的《一向出生菩薩經》、唐初菩提流志譯的《一字佛頂輪王經》卷一、唐•不空譯的《如意寶珠轉輪秘密現身成佛金輪咒王經》、《五字陀羅尼頌》等經典。但是其語義也都如前文所說的,是指深奧之教。在唐初阿地瞿多譯出的《陀羅尼集經》卷十二中的‘密藏’(或‘秘密法藏’)一詞,有陀羅尼、印、壇法之意,與現在的‘密教’用法,相當接近。雖然如此,但是出現在這些經典中的‘密教’或‘密藏’,還沒有被用來與顯教相對,也並未具有優位性的地位。
  可以作為與顯教相對的‘密教’的文獻,是相傳由不空作釋的《總釋陀羅尼義贊》。其中,將陀羅尼、真言、密言明顯地開列為法、義、三摩地、文等四類,卷末有如下之敍述︰
  ‘如上陀羅尼、真言、密言、明義依梵文。複于顯教修多羅中稱說。或於真言密教中說如是四稱。或有一字真言乃至二字三字乃至百字千字萬字,複過此數乃至無量無邊,皆名陀羅尼、真言、密言、明。若與三密門相應,不暇多劫難行苦行,能轉定業,速疾易成。安樂成佛,速疾之道。’
  此文中,明指密教不同於顯教,它是速疾成佛之道。此《總釋陀羅尼義贊》雖記為不空‘奉詔解釋’,但未必由不空譯出。其故如次︰(1)不空奏上的《表制集》卷三所載的〈三朝所翻經論請入目錄流行表〉,並沒有該義贊之名。(2)《貞元錄》收載有此〈目錄流行表〉之外的不空譯佛典,但亦未見載有此一《義贊》,(3)相當著意地收集不空所譯經典而持回日本的空海,也沒有將該贊之名列在《請來目錄》之中。由此看來,我們不能認為《總釋陀羅尼義贊》是不空所譯。而且,由於該贊不見有梵文原典或藏譯本,因此,也無法確知它的內容反映出何等程度的印度色彩。總之,縱使不空譯(或不空釋)的義贊中,出現過與顯教相對的‘密教’的辭彙,也不能立即認為顯密之說確實是起源於印度。
  姑且不論經典中的‘密教’,是否具有與顯教對峙的意義,但是,密教的歷史之開始於印度則是毫無疑義的。現存的梵文原典或譯自梵文的漢譯密教經典與儀軌,數量相當多。此外,大量收集直接譯自梵文經典與儀軌的西藏大藏經,其中大部分都與密教有關。因此,若超越‘密教’這個辭彙的有無,及其意義之差異,則密教經典的成立史自是不得不在印度探求。但是,在漢譯或藏譯的大藏經中,被配屬於密教部的經典,是否都真是密教經典?此外,在一般佛教經典中,有無密教經典存在?這些問題,都頗值得注意。其所以有這類問題產生,是因為對於‘密教’這個辭彙的概念因人而異的緣故。例如在漢譯大藏經中,將《金光明經》收在經集部(大乘經典中之一部),而西藏大藏經則將它歸屬在具有密教部意味的怛特羅類。這樣的例子,為數不少。
  為了確定語意並不明確的‘密教’一詞,此下擬對外國人如何使用與理解該詞,作一探索。(中略)
  純密與雜密
  日本的密教中,《大日經》與《金剛頂經》的密教被稱為純密,而稱其他的密教為雜密,兩者有所區別。所謂的‘純密’、‘雜密’,是就其經典、儀軌之目的、結構、修法內容等方面的不同而立論的。茲就其詞語之用法略作探討。‘純密’是純正的密教,‘雜密’是雜部密教的略稱。最早將兩者對照使用的人,是江戶中期的慧光。但是,最早記載‘雜部’不屬於《大日經》系、《金剛頂經》系之密教的文獻,卻是空海的《三學錄》。該書將全部的經典分為經、梵字真言贊、律、論等四類;其中,經的部門分為金剛頂宗經、胎藏宗經、雜部真言經等三類。此處的‘雜部’,應是雜密之起源,但是其意義只是指‘其他’,其中並不包含價值判斷。而將以現世利益為主要目的,修法尚未發展的陀羅尼經典卑稱為雜密;將以正覺為主題的《大日經》、《金剛頂經》二經尊為純密的表現,則是真言宗學中經典評價的基準。
  如果從印度密教史的時代加以區分的話,大多數的雜密經軌,是初期密教時代的產物;而《大日經》、《金剛頂經》等純密經典,成立於以七世紀為中心的中期密教時代。八世紀以降的後期密教時代,則是怛特羅的隆盛期,俗稱為左道密教。在日本國內,直到近世之前,並沒有傳入印度後期密教,因此,沒有將後期密教劃分為‘雜’或‘純’的密教。但是,將包含其他、雜多之意的‘雜’,認為是包含性力(s/a^kta)成分的密教(後期密教),則是出自歐洲學者之誤解。(中略)
密教研究的資料
  由於密教的經典、儀軌、陀羅尼、成就法、論、注釋書的數量相當龐大,也為了有效地活用,因此,有必要在某種形式上加以整理、建立順序。無論是梵文寫本、漢譯、藏譯,我們都可看出在分類上,前人曾付出相當程度的苦心。有系统地将现存梵文写本加以分类、整理,并对照汉译与藏译而成的唯一目录,是山田龙城博士所著的《梵语佛典の诸文献》。至於筆者所參與的密教部門梵文寫本目錄之製作,是以西藏大藏經的分類法為規准。這是因為現存梵文寫本的種類、性質都與藏譯類似,以及藏譯的分類法較為合理之故。
  雖然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圖書館或研究所,保存了不少寫本的梵文資料,但有關密教資料的出版並不多。在與密教有關的梵文資料中,由於古典梵文不多,又混入了相當多的俗語,且大多數又與陀羅尼有關,因此,出版的進展並不太大。戰後雖然有若干基本的佛教怛特羅被校訂出版,但是就研究密教的資料而言,漢譯與藏譯之重要性仍然相當高。
  關於漢譯密教文獻的整理,小野玄妙博士所編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可視為其中之代表事例。《大正(新修)大藏經》將密教經典收在第十八到第二十一冊之中,第十八冊,除了收有與《大日經》、《金剛頂經》有關,及《蘇悉地經》、《蘇婆呼童子經》、《蕤耶經》、《陀羅尼集經》之外,還有與胎金兩部有關的經典,以及其他經典。第十九冊以下,是以某一主題或以各尊為主的經典之整理。
唐•阿地瞿多譯的《陀羅尼集經》,以五區分法將陀羅尼分為︰佛(第一~二卷)、菩薩(第三~六卷)、金剛(第七~九卷)、天(第十~十一卷)、普集會壇法──其他(第十二卷)是各尊分類的先例。由於中國沒有成立以密教為中心的特定宗派,因此,與密教有關的漢譯論書數量不多,《大日經疏》等少數的疏釋,被收在《大正大藏經》第三十九冊,其他也只是零星的分佈。在漢譯的密教經典中,唐代所譯居其大半,宋代以後所譯約為唐譯半數,隋代以前約占唐譯的三分之一。從漢譯經典的數量,約略可知唐代密教的盛況。
  另一方面,西藏的全面統一,並沐浴于文化之中,是在七世紀以後。而開始將密教經典譯為藏文,是在八世紀後半期。九世紀中葉,由於朗達磨(glan% dar ma)時代之破佛,佛典的翻譯暫時中斷;九世紀之後,尤其是在十一世紀以後的西藏佛教後傳期(Phyi dar),大量的密教經典、論、注釋書等被譯成藏文,由西藏人所作的注釋書也大量問世。
  由於漢語文化圈與藏語文化圈接受佛教的時期如此差異,因此,密教文獻的質的方面,漢譯與藏譯有相當大的不同。就研究印度初期密教而言,需仰賴漢譯資料。此一時期,西藏文化尚未萌芽,佛典的翻譯事業也還沒有開始。但是漢譯的密教經典,在唐末以後品質劇減,傳承幾乎斷絕,也沒有注釋書出現。像這樣,漢譯資料的數量,隨著時代的更替而有顯著的起伏現象,因此,無法只仰賴漢譯資料以論述全體印度密教。
  另一方面,由於八世紀以後,西藏的翻譯事業急遽興盛,而後傳期的西藏佛教又以密教為主;因此,有關八世紀以後印度密教的情勢,西藏方面的資料較為詳細。由於甚多印度前期的密教經典及儀軌被譯成藏文,且就梵文的翻譯而言,藏譯遠比漢譯忠實,因此,在研究印度密教時,藏譯資料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基於前述理由,要全盤俯瞰印度的密教史,在文獻資料方面,唐代以前應以漢譯為主,唐代後半以後,則當以藏譯為主。至於梵文資料,大多與怛特羅有關,對於印度後期密教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印度密教史之研究而言,當然有必要利用文獻上的梵、藏、漢文資料,但也必須引用考古學的遺品、遺跡、現存雕刻、繪畫,或與怛特羅教有關的印度宗教儀禮、習俗的調查結果。

  (摘錄自《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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