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來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

作者：王朝暉
出處：[上海]歷史教學問題，1996年第6期
55-58頁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研究在學界向來受人重視。自隋唐時代起，就有不少學人浸淫於此。迄及近代，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更多，成果豐富。湯用彤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建國後的三十年，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沉寂下來，直到七十年代末，這一學術園地才開始復興，並在八十年代迅速走向繁榮。據初步統計，從1979年至1994年，國內出版、發表的有關著作共十餘種，論文達200多篇。這些論著除了對魏晉南北朝佛教進行宏觀研究外，更多的是微觀的專題研究，在佛教與政治、佛教與經濟、佛教人物、佛教文化諸多方面有比較深入的探討。同時，這一領域湧現出了一批用力甚勤的專家、學者，如方立天、郭朋、楊曾文、謝重光等。本文擬對近十五年來的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作一簡要論述。

一、宏觀研究及有關問題


從總體上探討魏晉南北朝佛教，把握其發展規律和特點，是近年來一些學者很感興趣的課題。有關的論著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全面考察這一時期佛教的演變過程和特徵，如方立天的《魏晉南北朝佛教的演變》（《中原文物》85特刊）、吳虛領的《佛教初傳中國時期的形態研究》（《世界宗教研究》94.4）等；一是系統總結這一時期的佛教思想。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學，佛教思想是佛教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由於佛教在中國傳播存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魏晉南北朝佛教思想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完善和統一的過程。這方面的文章有郭朋的《南朝“佛性”論思想略述》（《世界宗教研究》86.1）、方光華的《南北朝時期佛教教義發展的特點》（《文史哲》93、1）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與本土文化發生關係，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國的傳統文化裏，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個過程就是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過程。近年來不少學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此問題繼續探討，如賴永海的《從魏晉南北朝佛學的中國化看外來宗教與傳統思想的關係》（《浙江學刊》87.2），通過剖析慧遠和梁武帝的佛教思想來研究佛教的中國化；王琰的《東漢魏晉時期佛教漢化問題芻議》（《遼寧大學學報》87.2）認為當時佛教的初步漢化主要是由於人們對佛教的無知，用表面相似的思想學說和宗教去強加闡釋所致。


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與儒、道、玄之間由依附、衝突到融合的過程。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佛儒道的關係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問題。近年來這方面的文章有：（一）關於儒佛交融，如誠遙的《魏晉南北朝儒佛交融的歷史原因淺析》（《安慶師院學報》91.4）、唐長孺的《南朝高僧與儒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93、1）等；（二）關於道佛比較，如簡修煒、莊輝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道佛二教比較論》（《學術月刊》90、1）對道佛二教的發展途徑及其競爭情況等問題作了探討；（三）關於玄佛關係，魏晉南北朝佛教般若學與玄學的關係密切，兩者既有共性又有區別，且相互影響很大，同成為當時社會重要的思想潮流。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此傾注了很大的熱情，發表了很多文章，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的從正面論述佛玄的異同，如石峻、方立天的《論魏晉時代佛學與玄學的異同》（《哲學研究》80.10）；有的則從某個角度探討佛玄交融的問題，如田文棠的《從道安的佛教思想看魏晉的佛玄交融》（《陝西師大學報》83.3）；還有的著重闡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如針對很多人把玄佛合流簡單理解為派別之間的對立，洪修平在《也說兩晉時代的玄佛合流問題》（《中國哲學史研究》87.3）中提出反對意見。玄學本體論是否受到佛學影響是學術界長期爭論的問題，王曉毅在《漢魏佛教與何晏早期玄學》（《世界宗教研究》93.3）中從一個側面對此作了肯定回答。


從總體上把握魏晉南北朝佛教，要求研究者具有相當深厚的學術功底。十五年來國內出版了幾部有關的通史，如郭朋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86年）、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81—88年）等，再加上此時期的其他專著和論文，可以看到這項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和成績。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很多學者偏重佛教哲學思想的研究，忽略了佛教與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這種微觀研究的不足限制了宏觀研究的進展。此外印度佛教的中國化和佛儒道玄之間的關係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中的大問題，也是其中令人興奮和引起爭論的問題，縱觀八十年代以來的研究狀況，這兩者都有逐漸明朗化的趨向，這與眾多學者的熱情參與分不開，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不少文章大同小異、甚至重複論證的情況，應該在以後的研究中儘量避免。

二、佛教與政治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作為一種主張出世的宗教與現實政治發生聯繫，兩者之間產生了深刻而又久遠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呈現出一個錯綜複雜的局面。關於這個問題，以往學者研究較少，近年來有一些論著出現。谷方的《佛教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封建政治》（《中州學刊》85.5）認為中國的封建政權對佛教進行利用和提倡、限制和打擊，表現了極大的主動性。佛教政策集中反映了佛教與政治的關係，這方面的文章有嚴耀中的《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與政治》（《上海師大學報》89、3）、李剛的《試論十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四川大學學報》89.2）等。


皇帝位居封建社會統治階層的頂端，他們對佛教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佛教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多皇帝與佛教有密切的聯繫，其中崇佛最積極的是梁武帝蕭衍。關於梁武帝與佛教的問題，近年來有很多學者作了探討：一方面是從整體上考察，如楊曾文的《梁武帝與佛教綜論》（《中國哲學史研究》86.2）；另一方面則對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剖析，如潘桂明的《試論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歷史影響》（《孔子研究》86.4）。關於其餘皇帝與佛教的文章還有楊耀坤的《符堅、姚興與佛教》（《社會科學戰線》91.2），劉精誠的《魏孝文帝與宗教》（《華東師大學報》93.5）等。此外也有探討皇后、家族與佛教的文章如夏毅輝的《北朝皇后與佛教》（學術月刊94.11）和張元林的《馮氏家族與北魏孝文帝時期的佛教》（《北朝研究》93.1）等。


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時期，隨著佛教在社會上的進一步傳播和發展，佛教與各方面的矛盾和衝突也日益增加，導致了排佛思想的興起和反佛浪潮的高漲，僧侶起義和滅佛鬥爭就是這種情況的激進表現。施光明的《北魏僧侶起義及其性質初探》（《社會科學》83.4）等文章對上述問題進行了一定的論述。關於滅佛事件發生的原因，近年來學術界存在幾種觀點，如皇帝對佛教的無知、佛道之爭、加強政治控制、寺院經濟的影響等，施光明、肖黎、向燕南等學者紛紛發表文章，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僧官制度是佛教與政治結合的產物，是教權與王權鬥爭的結果。魏晉南北朝是僧官制度形成和初步發展的階段，對後來歷代王朝的僧官制度有奠基的作用。八十年代以來關於這項研究有多種論著發表。其中謝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國僧官制度史》是我國第一部論述僧官制度發生、發展和演變的專題通史。其餘文章還有業露華的《北魏的僧官制度》（《世界宗教研究》84.2）等。


魏晉南北朝的佛教組織包括兩種形式：一是出家僧尼所定居的寺院，一是由共同信仰佛教的普通民眾組成的社邑。寺院和社邑隨著佛教的發展，在社會上產生了日益廣泛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當時政治、經濟因素的推動和制約。關於這一問題前人研究不多，近年來逐漸被學術界重視。謝重光的《晉至唐中葉門閥大族與佛教寺院的關係——從開業寺碑談起》（《北京師大學報》91.4）等文章論述了寺院與社會的相互影響；張英莉、戴禾的《義邑制度述略——兼論南北朝佛道混合的原因》（《世界宗教研究》82.4）、郝春文的《論東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結社》（《歷史研究》92、1）等文章分別對義邑和佛社的形成、作用等問題作了探討。


魏晉南北朝佛教與政治的研究由於起步較晚，基礎比較薄弱，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其中統治階級、特別是皇帝與佛教的關係，包括皇帝關於佛教的思想、政策和活動是佛教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內容，仍須深入研究。另外，由於魏晉南北朝長期處於動亂和分裂，特別是南朝和北朝之間的對峙，導致二者在佛教與政治方面的巨大差異，對此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章還不多，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佛教與經濟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後，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佛教與經濟結合以後產生了寺院經濟，成為我國古代經濟中一種特殊經濟形式。寺院經濟是佛教僧團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與世俗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繫，兩者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影響。儘管對魏晉南北朝寺院經濟的重視肇始於本世紀三十年代，但直至八十年代初，發表的文章仍很少。近年來，學術界對此日益重視，一些專家、學者把宗教史和經濟史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從不同的角度作了新的探索，使這項研究領域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氣象。簡修煒、夏毅輝的《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經濟初探》（《學術月刊》84.1）、簡修煒、莊輝明的《南北朝寺院地主經濟與世俗地主經濟的比較研究》（《學術月刊》88.11）等文章對這一時期的寺院地主經濟作了深入探討，並分析其與世俗地主經濟的異同；業露華的《北魏的僧祗戶和佛圖戶》（《世界宗教研究》81.3）等文章則從寺院經濟的組成部分——寺院的依附勞動者角度考察當時的寺院經濟；謝重光在這個學術園地中用力甚勤，他對於寺院經濟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並著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0年）。他在論著中著重探討了寺院經濟幾個組成部分的狀況、特點和作用。其餘研究魏晉南北朝寺院經濟的文章還有韓國磐的《魏晉南北朝寺院地主階級的形成與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88.1）、張弓的《中國中古時期寺院地主的非自主發展》（《世界宗教研究》90.9）、蔣福亞的《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師大學報》93.4）等。


十五年的魏晉南北朝寺院經濟研究比以往有了很大進步，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和加深。但比起同時期其他領域的研究，比起目前日本學者在這一方面的成就，還顯得很不夠。今後既要儘量吸收和借鑒前人與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又要充分發掘、整理、利用有關材料，繼續廣泛、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

四、佛教人物


魏晉南北朝高僧輩出，既有外來和尚，也有本土僧人，翻譯家和傳道者交相輝映，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對於推動這一時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佛教人物作為佛教思想的載體和佛教活動的執行者，可以看作是佛教在某段時間和某個空間的縮影。這正是眾多學者對魏晉南北朝佛教人物進行個案研究的出發點。


鳩摩羅什是魏晉南北朝早期的著名僧侶，在佛教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近年來發表的有關論文很多，如胡戟的《龜茲名僧鳩摩羅什傳》（《敦煌學輯刊》91.1）、楊曾文的《鳩摩羅什的諸法實相論》（《世界宗教研究》94.3）等。1994年是鳩摩羅什誕生1650周年，中日佛教學術界為此舉行了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發表在《世界宗教研究》94年第2期。其內容包括對鳩摩羅什成就和地位的肯定和評價，對其譯本內容、特徵的探討等。


僧肇是鳩摩羅什的得意門生，作為一位著名的理論家，他對我國佛教哲學思想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僧肇的主要著作是《肇論》，內容分為三部分：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物不遷論。近年來任繼愈、賀其葉勒圖、錢偉量等人發表文章，分別對這三者進行了探討。也有學者從總體上研究僧肇的“三論”，如洪修平的《僧肇“三論”解空的哲學體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87.3），文章還針對現行的一些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關於僧肇哲學思想的理論淵源尤其是老莊思想對僧肇的影響問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爭論，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意見。這方面有劉國梁、龔雋、田文棠等人的文章。此外劉成有的《關於〈涅盤無名論〉作者問題的討論》（《文史哲》90.4），認為《涅盤無名論》的著作權應歸僧肇，表達了與湯用彤先生截然相反的觀點。


慧遠是晉宋之際南方佛教的首領和淨土宗的創始人，他的哲學思想和佛教活動，在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上影響深遠。方立天對慧遠進行了深入研究，撰有《慧遠評傳》（《世界宗教研究》81.1）和《慧遠及其佛學》，後者是國內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系統論述慧遠的第一部專著，詳細探討了慧遠佛學思想的內容、特點等。關於慧遠與因果報應學說的關係，有吳定勇的《試論慧遠對佛教因果報應學說的發展》（《西南民族學院》93.6）等；關於淨土宗和淨土大師，有方廣錩的《略談初期淨土大師及淨土宗的形成》（《青海社會科學》81.4）等。


竺道生也是鳩摩羅什的高徒，是與慧遠同時代的著名佛學家，其“頓悟成佛”說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方立天在《論竺道生的佛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80.4）中認為竺道生的佛學思想實為禪宗的淵源；潘桂明在《道生、慧能“頓悟”說的岐異》（《世界宗教研究》89.2）中對此持相反觀點，並系統剖析了兩者的重大岐異。菩提達摩是佛教史上有爭議的人物，孫述圻的《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學學報》84.3）針對胡適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慧可在禪宗六祖中居於達摩之後，通常被稱為“二祖”，王暉的《“大祖禪師”慧可考一兼論慧可在禪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法音》94.3）則持不同看法，認為慧可應是中國禪宗的初祖。


其餘論述魏晉南北朝佛教高僧的論文還有：杜繼文的《略論康僧會佛學思想的特色》（見《中國佛學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84年）、靳生禾的《試論法顯》（《史學月刊》81.6）、閻瑜民的《東晉高僧佛圖澄》（《五臺山研究》94.1）、楊曾文的《支遁佛學思想述要》（《五臺山研究》91.3）、孫述圻的《論僧佑在六朝佛教史上的地位》（《南京社會科學》90.6）等。

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大都崇奉佛法，如南朝的陳郡謝氏、琅琊顏氏等。他們中間很多文人名士更是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些人對佛教的信仰和支持成為佛教在中國傳播和漢化的重要因素。孫述圻的《謝靈運與南本〈大般涅盤經〉》（《南京大學學報》83.1）和陳啟智的《顏之推“歸心”佛教析》（《東嶽論叢》85.6）等文章探討了這一問題。此外，佛教宣揚形盡神不滅的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中，遇到了無神論者的抵制和反對，其中尤以南朝的範縝態度最為堅決，雙方的爭論在中國思想史和佛教史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包定環、高令印的《南朝佛教的異端範縝》（見《中國哲學史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92年）和樂壽明的《範縝的形神觀在認識史上的地位》（同前）在肯定範縝思想積極的一面後，也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不足，在前人研究範縝的基礎上前進了一步。


十五年來的魏晉南北朝佛教人物研究比以往有了大的發展，表明學術界對佛教人物的重要性認識提高，並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方面也有所改進。但就已有的研究情況來看，關於鳩摩羅什、僧肇、慧遠的論著較多，其餘的重要僧人則很少研究，有些甚至無人問津。同時期的文人名士與佛教聯繫緊密的也不少，但除了謝靈運、顏之推等外，關於其他人的研究也是一片空白，這種局面必須大力改變過來。
五、總評與展望

十五年來眾多學者的努力，使得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領域收穫不少，為以後進一步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創造了條件。但是，在過去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下面結合這些不足談談對今後研究的展望：（一）宏觀研究的成果不多，微觀研究的進展狀況不夠平衡。如有的選題過於集中，有的空白則無人問津。以後要大力加強薄弱環節的研究和進一步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二）某些領域發表的論著，重複論證、人云亦云的情況較多，部分學術觀點與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並無二致，意義不大。以後在增加學術成果數量的同時，也應該努力提高學術成果的品質；（三）馬克思主義觀點已經成為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的基礎理論，以後要繼續堅持和發展，同時也要積極探索和運用新的史學觀點和方法，尤其是借鑒海外學者的理論和經驗，使這項研究的道路越走越寬廣；（四）國內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雖然近年來成果很多，但比起日本還有一段距離。以後必須加強同國外的學術交流，取長補短，急起直追。國內學者在這項研究上佔有不少優勢，只要在理論、文獻、考古的結合利用上多下功夫，更新更大的學術成果的取得並不遙遠。


（附記：八十年代以來，學者們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區佛教和佛教文化方面發表的論著非常多，由於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評述。也由於同樣原因，上述的評論僅舉代表性的論文和觀點，謹作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