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宗教文化模式及其現代意義

作者：牟鐘鑒 文章來源：中華佛教
從比較宗教學的視野研究東亞宗教，是長期被人們忽略的。西方人寫的關於世界宗教的著作，大都以基督教為中心和模型展開論述。他們對於東方的宗教，所涉較多的是伊斯蘭教，其次是印度教，對於東亞地區中、日、韓三國的傳統宗教，則附帶論及，而且不知如何加以概括。英國學者尼尼安.斯馬特講到中國宗教時，說：“西方人經常會對中國的宗教感到困惑，他們以為中國的宗教和哲學思想可以按照西方的方式來劃分”，結果無法納入其分類體系，於是“從西方人的觀點來看，中國宗教實在是一個大雜燴。”［1］斯馬特的觀點在西方是有代表性的。而我們東亞人自己也沒有從跨文化的角度認真研究和總結本地區的宗教文化，往往用西方的理論模式反觀東亞，使得東亞的宗教學從屬於西方，在世界上沒有自己獨立的學術地位。這種狀態應該也能夠加以改變。中國和東亞的宗教文化的模式和經驗日益受到世人的關注，日本、韓國的宗教研究和中國宗教學三十年的發展也為東亞宗教研究積累了豐厚的學術成果，如能合作加以推動，必能開創出新的局面。上世紀後期以來，西方有識之士開始看到東亞宗教的特殊重要性。如秦家懿、孔漢思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宗教河系源出閃米特人，以先知預言為其特點，即是亞伯拉罕系統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第二大宗教河系源出印度民族，以神秘主義為其特點；第三大宗教河系是東亞宗教，源出中國，其特點是哲人宗教［2］。不論作者概括三大宗教河系的特點是否準確，能夠把東亞宗教與亞伯拉罕宗教、印度宗教並列，是作者見識過人處。美國學者佩頓也指出：“在較大規模的傳統宗教中，有三個重要群集可以被辨認出來：（1）起源於聖經的宗教；（2）起源於印度的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3）東亞宗教（比如儒教和道教）。”［3］他同樣看到東亞宗教的重要性。
二
東亞（主要是中、日、韓、越四國）宗教從根源上看沒有一神教的傳統，多神崇拜和神人一體是從古代延續下來的文化基因，因此，這一地區不單形成多神多教的傳統，而且容易接納外來的世界性宗教，包括一神教，並使之東方化。從現象上看，東亞宗教種類繁多、各教交錯、內外並存，似乎雜亂無章，不成統緒。其實不然，在雜多之中有主導之脈存焉，在變動背後有一貫之道通焉。
東亞地區處在儒學文化圈、道家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之中，其宗教文化深受儒、道、佛三家仁慈、中和、寬厚、尚德思想的影響，形成獨具東亞風格的多元通和模式，有四大特色。
第一，多樣性的和諧。東亞地區除了儒、道二教源於中國之外，還有民族國家宗教（中國的尊天敬祖教、日本的神道教），還從印度傳進的佛教，從更遠的外域傳進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歷史上還傳入過摩尼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還有古代傳下來的薩滿教和其他巫教，以及大量的民間信仰。從古及今，除政治勢力介入而發生一些宗教衝突外，各教之間的主流關係是和諧的，能夠相互包容、多元共生，沒有因為信仰不同而發生歐洲中世紀“十字軍東征”那樣流血的宗教戰爭，也沒有出現迫害異端的宗教裁判所。印度佛教是中國人西行取經請進來的，又從中國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沒有政治背景，是文化之旅與和平之旅，於是佛教成為聯結中日韓友誼的黃金紐帶。其他外來宗教只要愛國守法，不受外部勢力支配，都有合法存在的空間，沒有貴賤之別。宗教領域多元和諧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孔子儒家的人文理性與貴和思想。孔子講“敬鬼神而遠之”與“和而不同”，《易傳》講“神道設教”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朱熹講“理一分殊”，都認為神道有益教化，多樣性和諧是文化應有的常態。而儒學在很長時期裏是東亞文化的主幹，其貴和精神和尊重他者信仰的態度為各種宗教的生存提供了寬鬆的文化環境。
第二，重禮義道德，以濟生行善為教規之首，以殘生害命為最大罪惡，把信神與救人結合起來。儒家宗仁崇德、重禮尚義，治國要“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做人要“仁、智、勇”兼備，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之德，並把中庸視為至德。道家講“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4］，道教講修仙之道“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5］，佛教則謂“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6］。三教都不承認有一個超越了善惡的絕對唯一神，而認為人只要行善積德，便可成聖、成仙、成佛。這樣一來，東亞宗教跨越了神學宗教而成為道德宗教，不易產生宗教狂熱，不易發生借宗教名義迫害異端、殘害生靈的現象。這種深厚的道德文明傳統也優化了外來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減弱了其“信高於義”的保守觀念，樹立起“義為正信”的觀念。
第三，把主體性與多樣性、民族性與開放性結合起來，形成信仰上的求同與存異兼顧、差別與混血並在的態勢。東亞宗教的主體性，在中國是儒、道、佛構成文化三角間架，在日本與韓國是儒、佛兼綜。多樣性則表現為多種宗教共生共榮。東亞宗教的民族性，在中國和韓國表現為以敬天法祖和五常之德為國民基礎性信仰，在日本表現為以神道教為國民基礎性信仰，但都不排斥國民同時信仰其他宗教。開放性則表現為接納和平傳入的世界三大宗教和其他宗教。很多東亞人的信仰以一教為主，兼信兩教、三教或多教，並習以為常，此即是信仰上的“混血”、“重疊”的現象，這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是不可思議和絕不允許的。在美國和歐洲，也同時存在許多宗教，但各宗教之間、各教派之間界限分明，信徒不能交叉信仰。這也是東亞宗教矛盾少、西方宗教矛盾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東亞人不放棄自己傳統信仰，同時包容以正常方式進入的外來宗教，形成極其廣泛的多樣性，東亞可稱得上是“宗教的聯合國”。
第四，人道與神道並重，哲學與神學互補，人文理性始終據有主導地位。儒學對東亞文化影響最大，而它是東方倫理型的人學，並非神學。儒學會在韓國作為宗教團體而存在，孔教在中國香港是六大宗教之一，但它在內涵上仍然以人為本，講做人和治國的道理，孔子不是先知，而是哲人。康有為（中國清末民初的大儒）把儒學視為“人道教”，以表示它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神道教”有所不同。當然，孔子和儒學又保留了對“天命”、“天道”、“天理”的崇拜，重視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由於儒家思想的主導作用，東亞歷史上沒有出現典型的神權政治，政治容納神道，政權與教權有所分離，但政權大於教權。中國漢代以後的王朝只在敬天祭祖的活動上實行祭政合一，但不宣佈它為國教；以儒學為政治意識形態，以孔子為先師，以禮治國，歸神道於人道。韓國歷史上的王朝長期以理學為官學，不以神權統馭政權。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一度以神道教為國教，1945年以後廢止國家神道教，神道教成為民族民間宗教。總之，三國在現代都容易實行政教分離。在思想文化方面，哲學與神學並立互動，使儒家、道家哲學保留某種宗教性，又使佛教、道教神學充滿了人文的關懷和人學的智慧。東亞的哲學不易產生激烈反宗教的思潮，東亞的宗教也不易產生反理性的極端主義。
三
當代國際社會自冷戰結朿以來，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減弱，民族矛盾上升，宗教衝突加劇，西方基督教強勢族群與中東伊斯蘭教弱勢族群之間、猶太民族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對抗成為國際政治的熱點，單邊主義引發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彼此惡性互鬥，極大地威脅著世界和平與發展。在歐洲，還有北愛爾蘭的天主教與基督新教衝突，在亞洲還有印度與巴基斯坦關於喀什米爾的衝突，斯里蘭卡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的衝突，而後兩者皆有宗教矛盾交織在其中。能否實行宗教對話，進而推動文明對話，化解文明衝突與族群仇恨，關係到人類的安危和前途。所幸東亞地區雖有紛爭卻沒有嚴重的民族宗教衝突，二十多年來無戰亊，經濟社會建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為世界所矚目。
當我們深究激烈衝突地區和東亞地區不同的原因時，便會發現這種不同與它們的宗教文化模式與傳統的不同有著很大的關係。亞伯拉罕系統的宗教，其發展模式是一元分化式，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起源於聖經《舊約》，以亞伯拉罕（伊斯蘭教稱易蔔拉欣）為先祖，信仰絕對唯一神，漸次分化出三大教和眾多教派。由於一神教的排它性，三教之間漸行漸遠，不僅難以和諧共處，而且衝突不斷加劇，成為當代宗教矛盾最激烈的領域。印度教是多神教，源於古代婆羅門教，其發展模式是一元蟬變式，在延續中有變革，但婆羅門至上、吠陀神啟、祭祀萬能是不變的，佛教的出現成為一段插曲，終於被排擠出印度。中國和東亞的宗教，其發展模式是多元通和式，即多元起源，不斷彙聚為主體信仰，又不斷吸納外來宗教與哲學，在發展中保持神人一體、多元和諧、互通共榮、有因有革，因此它是有內核的又是開放的。亞伯拉罕系統的一神教，排他性和獨佔性最強，最容易引起宗教對抗。正如美國學者保羅.尼特所指出的，“世界已經證明了暴力多麼容易以宗教的名義得到辯護和執行”，而“任何宣稱擁有‘唯一的和僅有的’或者‘最後的和優越的’真理的宗教”，“容易導致暴力。”［7］他主張基督教信仰要容納“宗教的他者和苦難的他者”［8］，開明的基督教神學家正在做這種努力，但困難重重，很難改變基本教義派的信仰上的傲慢。到目前為止，基督教還沒有真正放棄“唯一真理”的理念和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目標，到處進行擴張性傳教，難免不與其他宗教發生衝突，也使得東亞地區的穩定受到一定的衝擊。印度教是多神教，本應當多一些寬容，但它與種姓制度有密切聯繫，故難以與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相容，在外部它也沒有形成與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和錫克教）和諧相處的傳統，所以印度內部和周邊地區教派衝突還是很多的。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東亞宗教模式的價值就突顯出來了。多元通和模式容易創造文化寬鬆氛圍，促使民族國家內部的各宗教和教派之間建立和而不同的健康關係，也容易營造文化開放環境，促使民族國家的宗教與外部世界的宗教之間實現良性互動。一神教進入這個模式結構之後，受到東亞傳統的和諧文化、人文理性和道德宗教的影響，特別受到儒家仁和學說的薰陶，淡化了一神教的排他性，增強了文化的包容性，使自己成為東亞宗教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基督教在中國通過本色化的努力，逐漸具有中國特色；伊斯蘭教在中國與儒學相結合，更加理性、穩健、寬和。它們能夠成為佛教、儒學、道教的好鄰居。當然我們也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例如在中國的基督教如何擺脫外部勢力的干預而與中國文化深度結合還不理想。東亞是世界各種文化重要的交匯地區，東亞宗教的多樣品類堪稱世界宗教的博覽館；東亞能夠將世界三大宗教、各種民族宗教與民間信仰聚攏在一起，各得其所，相安合作，為什麼其他地區不能夠做到呢？只要一神教改變其“唯我獨尊”的心理，排除各種政治勢力的插手利用，不捲入民族矛盾之中去，努力發揚博愛、平等、自由的精神，肯於與其他宗教對話，善於向其他宗教學習，求同存異，尊重他者，就能夠化解宗教和教派之間的對立，團結起來，共同致力於人類的和平發展事業，成為民族之間溝通的橋樑。當然所有的宗教都要增強宗教理性和宗教寬容，抑制極端主義和宗教狂熱，展示宗教崇高救世的精神。東亞能夠做到的，世界也應該做到。現在人類已進入“地球村”的時代，相互依賴的共同性早已超出彼此的排斥性，和則共贏，鬥則俱損。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引用宋代大儒張載關於“和解”的思想後指出：“‘仇必和而解’是客觀的辯證法。不管人們的意願如何，現代的社會，特別是國際社會，是照著這個客觀辯證法發展的。”又說：“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9］民族宗教衝突不能繼續擴大下去，否則人類將面臨災難，因此，“仇必和而解”是世界宗教和人類社會唯一的選擇。

東亞地區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相衝突的挑戰，我們要研究、繼承和發揚東亞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的優良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揚儒、佛、道三教的偉大智慧和道德力量，防止周邊地區民族宗教極端主義的滲透，保持東亞地區的和平、安寧和繁榮。同時廣泛開展世界文明對話，使“東亞模式”、“東亞經驗”走出去，為更多的人所瞭解，在化解文明衝突中發揮積極作用。
注釋：
［1］尼尼安.斯馬特：《世界宗教》第二版中文版，第106頁、第10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2］秦家懿、孔漢思：《中國宗教與基督教》第2-3頁，三聯書店，1990年
［3］佩頓：《闡釋神聖---多視角的宗教研究》，第110頁，許澤民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4］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
［5］葛洪：《抱樸子.對俗》
［6］《增一阿含經》
［7］保羅.尼特：《全球責任與基督信仰》，“致中國讀者”，第3頁，王志成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8］同上書，第5頁
［9］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第253頁、第25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作者簡介：
牟鐘鑒，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39年生，山東煙臺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當代儒學中心主任，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1957至196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生和中國哲學史專業研究生。畢業後1966至1987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底轉到中央民族大學工作。現為該校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宗教學專業學術帶頭人。兼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學科評審組專家、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道教學院研究生班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華僑大學客座教授、香港全真道研究中心顧問等。出版學術專著：《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國宗教與文化》、《走近中國精神》、《儒學價值的新探索》等十多部。與張踐教授合寫的《中國宗教通史》，獲教育部2003年頒發的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宗教學一等獎。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主編《宗教與民族》集刊一、二、三輯，推動了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享受國務院1992年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獲北京市優秀教師稱號，2001年獲全國優秀教師稱號。主要代表作有：《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國宗教與文化》、《中國道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