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高興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
摘要：本文以佛教哲學研究、佛教宗派研究、佛教史研究、佛教經典研究等佛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為重點，回顧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佛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關鍵字：佛學研究；改革開放三十年
中國學者以近代學術方法研究佛教，始于1920年代初的佛學復興運動時期。在這一時期，或出於救國治民之需要，如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或出於生命安頓之需求，如楊文會、歐陽竟無等；或出於學理之興趣與清代考據學傳統，如陳垣、陳寅恪。他們對佛教或借用或專攻，或重義理之闡發或重史料之辨析，佛教研究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佛學研究者隊伍陣容龐大，研究成果迭出。但自新中國成立後，受唯物史觀的影響，佛學研究進入低潮，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視各種宗教為封建迷信活動而加以禁止，佛教也不例外。在這種情形下，佛教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研究得以恢復並迅速發展。經過三十年的積累，在教界內外佛教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佛教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因為佛教研究本身涉及哲學、宗教、歷史、考古、文學、語言、藝術、建築等多領域的內容，限於本文的容量和作者所掌握的資料(以專著和公開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論文為主，參考了部分會議論文及佛教寺廟出版的學術刊物)，本文主要以佛教哲學研究、佛教宗派研究、佛教史研究、佛教經典研究等佛學研究的主體內容為重點，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佛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一、佛教哲學研究
把佛教中教理部分作為哲學來研究，是近代從日本舶來“哲學”這個辭彙以後出現的新研究方法。但在對這一方法的認知上，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歐陽竟無先生反對把佛教當成一種哲學來研究，認為佛法“非哲學，非宗教”。而方東美、湯用彤諸先生則認為佛教既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宗教。新中國成立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均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研究前提和基礎，在此背景下佛教也成為被解剖和批判的對象。改革開放後的近三十年，隨著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深入，從以唯物唯心來評判佛教哲學的標籤式研究，逐漸轉向了客觀、理性的佛教哲學體系的建構。
在佛教哲學體系的構建方面，方立天教授的《佛教哲學》和《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上、下)是具有示範與象徵意義的兩部專著。《佛教哲學》一書，以佛教哲學問題為綱，重點從宇宙要素論、宇宙結構論、宇宙生成論、本體論和認識論等方面概述了佛教哲學思想。本書是大陸第一本比較全面論述佛教哲學問題的概論性著作，出版後多次再版，並譯為英文。《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則是作者在《佛教哲學》之後，積數十年的心血而完成的一部對中國佛教中的哲學問題進行剖析的大部頭著作。在方法和概念體系的應用上，作者基於西方哲學的訓練，結合佛教自身的理論特徵，大致承繼了《佛教哲學》一書的表述方式，並更加細緻和深入。
自竺道生首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後，佛性論和心性論就一直是中國佛教中的核心問題。有學者認為佛性論和心性論關係密切，但後者包括的內容要比前者廣泛。對於中國佛性論和心性論的特徵，賴永海先生在《中國佛性論》中指出了中國佛性論重視心性、強調眾生悉有佛性、主張簡易修行、宣導頓悟、重視現世等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特徵。張春波在《中國佛學的心性論——簡論中印佛學興衰的原因》一文中認為，印度佛教的基本矛盾是真如與無明的矛盾，把無明置於主導地位，最後戰勝真如，導致佛學衰亡。中國佛教至南北朝《大乘起信論》提出心性本覺，真如熏習本覺，真如占主導地位，從而有別於印度的心性論，進一步發展為禪宗的心性論。方立天的《印度佛教的心性思想》認為，印度佛教有心性本淨和心性不淨兩種說法，其主流是心性清淨說。關於中國佛教心性論的範疇網路，方立天指出，佛教對心範疇的論述，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從地位、功能、作用和結構的層次，把心分為心王和心所。第二，從性質上說，分為真心和妄心。第三，從心與精神現象的關係看，心與意、識二者的關係為體用關係。
對於佛教本體論，學界大致有兩種研究路向：一是在傳統哲學本體論框架下反思佛教本體論思想，這也是大多數學者所採用的方法。比如方立天教授的《印度佛教本體論簡述》認為，佛教的一切皆空的思想，並不是一種無本體之學，而是否定實體性、本原性的本體之學。麻天祥教授在《中國佛學非本體的本體論》一文中指出，中國佛學的本體論以緣生為理論基礎，否定外在的本體，並以性空為實相，順化而為實相非相的本體論，是一種非本體的本體論。另一種路向則對大多數學者所默認的佛教本體論立場提出疑問。近年來一些學者從西方本體論的含義出發，來檢視佛學本體論能否成立的問題。如傅新毅的《佛法是一種本體論嗎?——比較哲學視域中對佛教基本要義的反思》、夏金華的《佛學理論中有“本體論”學說嗎?》等文認為在佛教中不存在西方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
雖然佛教根本上追求的是徹底的覺悟和解脫，嚮往的是不在此世的彼岸世界，並不以世間的生存與價值為最重要的理論目標。但人是生活在世間的，因此又不能“離世間求解脫”。在世間，不論是方便，還是權宜，總是需要設定一種符合倫理的生活，這也是不同宗教中的一個共同特徵。對於佛教的倫理思想，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方立天教授的《中國佛教倫理論綱》認為中國佛教倫理的理論基礎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面：倫理旨趣的依據是人生論，倫理價值的基石是果報論，倫理自覺的根源是心性論。王月清的《中國佛教倫理研究》是第一部研究佛教倫理的專著。業露華的《中國佛教倫理思想概述》、張懷承的《簡論佛教倫理思想的基本觀點》、方立天的《佛教倫理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三個向度》、姚衛群的《佛教倫理思想與現代社會》等論文對佛教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進行了探討。
二、佛教宗派研究
在對中國佛教宗派的研究中，天臺宗、華嚴宗、禪宗、法相宗、密宗、三論宗、淨土宗等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各個宗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個方面：一是宗派歷史的研究，這既包括宗派通史的研究，也包括斷代史的研究。二是各宗派宗師的研究，從傳統祖統到實際的創始者都是研究的熱點。三是對宗派理論問題的研究，既有從哲學角度的反思，也有對各宗派教理邏輯發展的梳理。限於篇幅，下面以天臺、華嚴、禪宗的研究為重點，羅列在宗派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
1．天臺宗研究
在通史方面，潘桂明和吳忠偉合撰的《中國天臺宗通史》、朱封鼇和韋彥鐸合著的《中華天臺宗通史》、朱封鼇的《天臺宗概論》、曾其海的《天臺佛學導論》、董平的《天臺宗研究》、心皓法師的《天臺教制史》都是天臺宗通史方面的著作。
在天臺宗人物研究方面，關於慧文和慧思的論文有楊曾文的《天臺宗史前史——慧文和慧思》、張風雷的《天臺宗先驅慧思佛學思想初探——關於早期天臺宗思想的幾個問題》。關於智顥，張風雷著《智顗評傳》、潘桂明著《智顗評傳》、李四龍著《天臺智者研究》對其生平和思想都作了細緻的研究。楊曾文的《有關中日天臺宗的幾個問題》、張風雷的《天臺智者大師的世壽與生平》考證了智顗生卒年的相關問題。此外，這方面的論文還有張風雷的《智顗佛教心性論述評》、李四龍的《天臺智顗如來藏思想述評》、曾其海的《智顗天臺宗與德國古典哲學比較研究》、王仲堯的《天臺宗智顗的佛性思想》、心皓的《天臺大師的三封遺書解析》、沈海燕的《智者對法華妙理的展開》、程群的博士淪文《智顗禪學探微》等。除了智顗之外，對灌頂和湛然進行研究的有陳堅的《灌頂對天臺學和涅槃學的融通》、俞學明的《天臺湛然祖師地位是如何確立的》等。
圍繞天臺的性具思想，發表的重要論文有楊曾文的《天臺宗心性論述評》、潘桂明的《“性具實相”述評》、賴永海的《性具與性起——天臺、華嚴二宗佛性思想比較研究》、楊維中的《天臺宗性具善惡觀論析》等。
2．華嚴宗研究
從華嚴通史的角度看，代表性的著作是魏道儒所著的《中國華嚴宗通史》。對於華嚴宗成立之前的華嚴經學研究，魏道儒撰有《兜沙經與華嚴學的開端》、《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馮煥珍撰有《六世紀華嚴學傳承考辨》。在人物研究方面，華嚴五祖皆有學者涉獵。關於杜順，王頌撰有《關於杜順初祖說的考察》、路遠撰有《杜順、華嚴寺與杜順和尚碑》。對於智儼，習細平撰有《略論智儼法界緣起思想的核心及其思維特色》。三祖法藏作為華嚴宗的實際創始者，學者多有關注。方立天教授著有《法藏》一書，對法藏的生平與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楊曾文教授的《華嚴宗創始人法藏的“法界觀”》、邱高興的《華嚴宗祖法藏的生平和思想》、徐紹強的《法藏“無盡緣起”說》也對法藏生平和思想進行了研究。澄觀是華嚴宗理論的集大成者。楊曾文教授的《澄觀及其四法界淪》、李蓉的《澄觀的生平與思想》、韓煥忠的《清涼澄觀的三聖圓融觀》、董乎的《論澄觀對華嚴思想的發展》探討了澄觀思想的各個側面。宗密既是華嚴宗的五祖，又是菏澤禪宗的後人，身兼雙重身份。董群在《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學思想研究》的專著中認為宗密佛學思想的基本特徵表現為融合。向世山的《論宗密地方法論模式》、邱高興的《宗密對以馬祖道一為代表的洪州禪系的評述》、韓煥忠的《圭峰宗密對禪宗的判釋》都是有關宗密思想的論文。李通玄是唐代以居土身份治華嚴的著名人物，其著作在兩宋及以後頗受歡迎。邱高興的《法藏和李通玄佛學思想比較》、《以（易）解（華嚴）——李通玄對(華嚴經)的新詮釋》、秦團結的《試論李通玄的三聖圓融觀》都是研究李通玄的論文。
針對華嚴宗的哲學範疇，方立天的《華嚴宗哲學範疇體系簡論》認為華嚴宗特別重視和突出運用的範疇是法界(法性)與一真法界(一心)、理與事、性與相、一與一切、一念與九世、相即與相人。此外湯一介的《華嚴“十玄門”的哲學意義》對“十玄門”的哲學意義進行了揭示。
3.禪宗研究
禪宗研究是教界內外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研究領域，研究角度也是千差萬別，所取得的成果位居宗派研究之首。比如在禪宗史研究方面，作者所藏的重要禪宗史研究著作就有十數種，如顧偉康的《禪宗：文化交融與歷史選擇》、洪修平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杜繼文和魏道儒合著的《中國禪宗通史》、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和《宋元禪宗史》、葛兆光的《中國禪宗思想史》、潘桂明的《中國禪宗思想歷程》、吳立民主編的《禪宗宗派源流》、邢東風的《禪悟之道——南宗禪研究》、杜寒風的《晚唐臨濟宗思想述評》、魏道儒的《宋代禪宗文化》、高令印的《中國禪學通史》、麻天祥的《中國禪宗史略》、邱高興的《一枝獨秀——清代禪宗隆興》、紀華傳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與元代禪宗》、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禪學思想史》，等等，由此可見禪宗研究的興盛。
在禪宗的研究中，有幾個問題是學者們比較關注的：第一，南能北秀。以慧能和神秀為代表的南北禪法特徵的研究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論題。任繼愈的《神秀北宗禪法》、方立天的《論南頓北漸》、《中國禪宗創始人之辨析》、《慧能創立禪宗與佛教中國化》、楊曾文的《{六祖壇經)諸本的演變和慧能的禪法思想》、龔雋的《再論初期禪史中的頓漸》、伍先林的《神秀禪法思想》、林有能的《慧能與神秀思想辨析》、孔繁的《慧能“頓悟”說之評價》、劉夢驤《宗教改革：慧能禪學的深層結構與意義》、陳炎與趙建新的《慧能和海德格爾》等文章對慧能和神秀的思想進行了比較和研究。
第二，南禪傳承。南禪在慧能後分為三支：一是神會系，也稱荷澤大師，是對慧能一系取得禪宗正統地位起過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楊曾文教授所編校的《神會和尚禪話錄》取材豐富、整理精緻，並收錄了作者的研究論文，是研究神會思想的系統和代表之作。郭朋的《神會思想簡論》、方立天的《荷澤宗思想略論》、潘桂明的《也談神會在歷史上的地位》、邢東風的《認知與般若》、樂九波的《論神會的佛學思想》、聶清的《神會與宗密》、《荷澤宗研究》等也都是這方面研究的論文和著作。二是南嶽懷讓及其弟子馬祖道一系。關於馬祖道一的洪州宗，有代表性的論文如方立天的《洪州宗心性論思想述評》、賴永海的《馬祖道一與後期禪宗》、呂有祥的《馬祖禪風述略》、向學的《馬祖道一禪法之探討》、邱環的《馬祖即心即佛思想》、伍先林、劉藝的《試論馬祖教學精神》、段玉明的《若即若離：馬祖道一禪法略說》、杜繼文的《洪州系的農禪學和農業烏托邦》等。此外對出於南嶽一系的臨濟宗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方立天的《臨濟宗心性論述評》、潘桂明的《臨濟宗思想初探》、杜寒風的《臨濟義玄門庭施設賓主句探真》、李肖《臨濟義玄禪學思想述評》探討了臨濟禪法思想及教學特色。三是青原行思系，包括後來出現的禪宗五家中的三家，即曹洞宗、雲門宗和法眼宗。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說述評》、徐文明的《曹山本寂禪師的禪法思想》、夏金華的《試論佛教曹洞宗對易的利用》、馮學成的《雲門宗史話》研究了這些南宗後起派別的禪學思想。
第三，禪宗的思想特色和精神。任繼愈的《禪宗的特點和地位》認為，禪宗的思想特點：一是講“明心見性”；二是注重“自我解脫”。方立天的《禪宗精神——禪宗思想的核心、本質及特點》一文認為，禪宗思想體系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論、工夫論和境界論。樓字烈的《禪悟的認識論意義》認為禪宗的證悟特別重視具有主體意識的強烈體驗，同時也包括具有極大靈活性的辯證法。邢東風的《禪的可說與不可說》對禪的不可言說提出質疑，同時指出，歷來對禪有兩種把握方式：參究和研究。研究是基礎，參究是更深一層的工夫，研究是優先的，參究是根本的。單純在《禪宗的佛性論及其意義》中認為禪宗將印度佛教本寂說轉化為本覺說，突出了佛性自覺、反省體悟和頓悟成佛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吳言生的《禪學三書》分別從禪宗詩歌境界、禪宗思想境界、禪宗哲學象徵三個角度，以理性和悟性並重的方式分析了禪宗之佛心、禪韻、詩情。
三、佛教歷史研究
佛教產生于印度，興盛於中國和東南亞諸國，傳播於朝鮮、日本。近代以後又傳播至歐美地區，影響遍及全世界。對佛教在這些地區傳播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成果。
1．世界各國佛教史
對世界範圍內佛教傳播史作整體研究的專著當屬杜繼文主編的《佛教史》一書，該書從地域上看，涉及了佛教在印度、中國、朝鮮、日本、東南亞以及歐美各國的傳播。關於印度佛教的研究，早期如呂激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略》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此後黃心川先生著有《印度哲學史》。本書雖不是一部有關印度佛學的專著，但將佛教哲學作為整個印度哲學發展史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加以詳細論述。方廣鋁著《淵源與流變：印度初期佛教研究》對印度初期佛教中涉及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關於日本佛教的研究，楊曾文教授出版了一系列的成果。他于1992年翻譯出版了村上專精博士的《日本佛教史綱》。而他自己的專著《日本佛教史》則是在利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依據日本佛教原始典籍和資料而寫成的，此書歷史敍述和思想敍述並重，不同于日本學者側重于歷史活動敍述的佛教史書。作者認為日本佛教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佛法護國觀念、神佛同體和一致論、鮮明的宗派意識、念佛和唱題的盛行以及世俗化傾向等五個方面。楊曾文教授在《近現代日本佛教史》一書中對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佛教的發展作了論述。關於朝鮮佛教的研究，何勁松著《韓國佛教史》(上、下)，主要論述了韓國自4世紀三國鼎立時期直至近代以來佛教的傳人、傳播、演變和發展過程。
2．中國佛教史
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方面，前輩的著名學者如呂激先生、湯用彤先生等做了大量細緻人微的工作，為後來的研究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嚴北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是以當時的意識形態為指導完成的第一部佛教通史著作。任繼愈主編，杜繼文、楊曾文等參加編寫的多卷本《中國佛教史》是中國佛教史領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到第三卷。郭朋所著的《中國佛教簡史》、《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中、下)是作者在一系列佛教斷代史的基礎上撰寫的中國佛教史著作。鑒於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僅出三冊，只寫到南北朝時期，郭朋的這些極有分量的著作無疑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佛教通史。邱明洲《中國佛教史略》是一部在改革開放後出版較早的佛教史著作。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對兩千年中國佛教中在家居士信眾的信奉史進行了研究。魏道儒《佛教史話》、方立天主編、華方田副主編的《中國佛教簡史》、高振農《中國佛教源流》、劉克蘇《中國佛教史話》、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的歷程》也都是中國佛教史方面的著作。
地方佛教的研究有助於深入和細化中國佛教的研究，近年來地方佛教史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遊有維的《上海近代佛教簡史》、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班班多傑的《藏傳佛教思想史綱》、胡思厚的《甘肅佛教史》、韓溥的《江西佛教史》、王榮國的《福建佛教史》、崔正森的《五臺山佛教史》、嚴耀中的《江南佛教史》、王路平的《貴州佛教史》、陳榮富的《浙江佛教史》、王海濤的《雲南佛教史》、徐孫銘、王傳宗主編的《湖南佛教史》、嚴耀中《中國東南佛教史》、廈門佛教協會編寫的《廈門佛教志》、寧波佛教協會編寫的《寧波佛教志》等。
在佛教斷代史研究方面，著名學者湯用彤先生曾寫過幾部有關佛教斷代史方面的專著，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均堪稱佛教斷代史研究中的權威之作，在國內外均有較大的影響。範文瀾先生所著的《唐代佛教》是把《中國史簡編》中佛教部分和張遵騮編《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合在一起形成的。郭朋先生所著《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三部佛教斷代史專著、任繼愈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顧吉辰著《宋代佛教史稿》、任宜民著《中國佛教史：元代》等也都論述不同時代的佛教發展史。此外研究特定時代佛教某個方面發展的專著有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上、下)、李映輝《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輯考》、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曹剛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周齊《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等。
對近代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專著有郭朋、廖自力、張新鷹合著的《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李向平《救世與救心：中國近代佛教復興思潮研究》、何建明《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麻天祥《晚清佛教與近代社會思潮》等。
四、佛教典籍的編纂、整理與研究
1．藏經編纂
1980年呂激先生出版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指出了過去的大藏經以及日本大藏在編目上的問題以及對失譯經考訂的過失，並提供了一個新大藏經目錄，為漢文大藏經的編纂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從1982年起，任繼愈教授開始主持編纂《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部分。該藏經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共收錄典籍1939種。到1997年出齊了全部106冊，2004年又出版了《總目》。目前《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續編》的編纂工作也已啟動。此外方廣鋁組織編寫的《藏外佛教文獻》，是以收錄未被歷代大藏經所收入的各類佛教文獻為目標而編收的一部佛教典籍叢書，目前這套叢書已出版了九冊。童緯編《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是一本有關大藏經的索引著作。
2．經典校勘與釋譯
改革開放後，為了滿足廣大讀者閱讀和研究佛教典籍的需要，學者們對具有廣泛影響的佛教典籍進行了校勘、今譯、闡釋。由中華書局組織出版的《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系列叢書，是從中國佛教典籍中選出反映中國佛教歷史和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加以標點、校勘、注釋的佛教叢書。目前出版的有點校類：《五燈會元》、《宋高僧傳》、《古尊宿語錄》、《出三藏記集》、《神會和尚禪話錄》、《祖堂集》。校釋類：《壇經校釋》、《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三論玄義校釋》、《童蒙止觀校釋》、《高僧傳校注》、《大乘起信論校釋》、《成唯識論校釋》、《法苑珠林校注》、《肇論校釋》、《比丘尼傳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楊曾文、黃夏年主編的“中國禪宗典籍叢刊”，目前已出版《趙州錄》、《臨濟錄》、《祖堂集》、《禪苑清規》、《馬祖語錄》、《大慧書》、《禪源諸詮集都序》等七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了白話佛經系列，現出版有《寶積經今譯》、《法華經今譯》、《華嚴經今譯》和《維摩詰經今譯》、《淨土諸經今譯》、《圓覺經今譯》、《金剛經今譯》、《大般涅槃經今譯》等。
除了這些系列叢書外，單本佛典的校勘和釋譯也有很多，比如對《壇經》進行校勘和白話翻譯的著作加起來可能有數百種之多。其中較為重要如郭朋的《{壇經)對勘》、周紹良的《敦煌寫本（經）本》、楊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李申合校、方廣鋁簡注的《敦煌壇經合校簡注》等。其中楊曾文教授校勘所據的敦博本(或稱敦煌新本)，是任子宜先生于1935于敦煌千佛洞上寺發現的，後藏于敦煌縣博物館。該版本是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本的同源異抄本，因此該版本的發表和校勘，彌補了倫敦所藏敦煌本的錯漏之處，為《壇經》和禪宗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佛教研究飛速發展，取得了眾多的研究成果，上面所述的四個方面，僅是佛教研究的一個側面。限於篇幅，還有很多重要的研究進展在文中沒有提到，挂一漏萬之處甚多。如果作簡要概括的話，佛學研究在這三十年的發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研究範式的不斷轉化和更新。改革開放初期，佛教研究處在恢復和重建期，恢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斷的研究，重建的仍是文革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框架下的佛學研究。其後，佛教研究逐漸擺脫了意識形態色彩，開始以哲學、歷史、文學等方法對佛教進行客觀研究，直到目前這一方法仍然是佛教研究的主流。近幾年，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和國外佛學研究成果的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式開始出現，比如大量引用和採納梵文文獻資料的研究、對佛教概念體系進行反思的研究等。這些研究方式雖然尚未成型和普及，但卻反映了佛學研究方法開始向多樣化發展的趨勢。
摘要：本文以佛教哲學研究、佛教宗派研究、佛教史研究、佛教經典研究等佛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為重點，回顧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佛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關鍵字：佛學研究；改革開放三十年
中國學者以近代學術方法研究佛教，始于1920年代初的佛學復興運動時期。在這一時期，或出於救國治民之需要，如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或出於生命安頓之需求，如楊文會、歐陽竟無等；或出於學理之興趣與清代考據學傳統，如陳垣、陳寅恪。他們對佛教或借用或專攻，或重義理之闡發或重史料之辨析，佛教研究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佛學研究者隊伍陣容龐大，研究成果迭出。但自新中國成立後，受唯物史觀的影響，佛學研究進入低潮，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視各種宗教為封建迷信活動而加以禁止，佛教也不例外。在這種情形下，佛教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研究得以恢復並迅速發展。經過三十年的積累，在教界內外佛教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佛教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因為佛教研究本身涉及哲學、宗教、歷史、考古、文學、語言、藝術、建築等多領域的內容，限於本文的容量和作者所掌握的資料(以專著和公開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論文為主，參考了部分會議論文及佛教寺廟出版的學術刊物)，本文主要以佛教哲學研究、佛教宗派研究、佛教史研究、佛教經典研究等佛學研究的主體內容為重點，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佛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一、佛教哲學研究
把佛教中教理部分作為哲學來研究，是近代從日本舶來“哲學”這個辭彙以後出現的新研究方法。但在對這一方法的認知上，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歐陽竟無先生反對把佛教當成一種哲學來研究，認為佛法“非哲學，非宗教”。而方東美、湯用彤諸先生則認為佛教既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宗教。新中國成立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均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研究前提和基礎，在此背景下佛教也成為被解剖和批判的對象。改革開放後的近三十年，隨著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深入，從以唯物唯心來評判佛教哲學的標籤式研究，逐漸轉向了客觀、理性的佛教哲學體系的建構。
在佛教哲學體系的構建方面，方立天教授的《佛教哲學》和《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上、下)是具有示範與象徵意義的兩部專著。《佛教哲學》一書，以佛教哲學問題為綱，重點從宇宙要素論、宇宙結構論、宇宙生成論、本體論和認識論等方面概述了佛教哲學思想。本書是大陸第一本比較全面論述佛教哲學問題的概論性著作，出版後多次再版，並譯為英文。《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則是作者在《佛教哲學》之後，積數十年的心血而完成的一部對中國佛教中的哲學問題進行剖析的大部頭著作。在方法和概念體系的應用上，作者基於西方哲學的訓練，結合佛教自身的理論特徵，大致承繼了《佛教哲學》一書的表述方式，並更加細緻和深入。
自竺道生首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後，佛性論和心性論就一直是中國佛教中的核心問題。有學者認為佛性論和心性論關係密切，但後者包括的內容要比前者廣泛。對於中國佛性論和心性論的特徵，賴永海先生在《中國佛性論》中指出了中國佛性論重視心性、強調眾生悉有佛性、主張簡易修行、宣導頓悟、重視現世等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特徵。張春波在《中國佛學的心性論——簡論中印佛學興衰的原因》一文中認為，印度佛教的基本矛盾是真如與無明的矛盾，把無明置於主導地位，最後戰勝真如，導致佛學衰亡。中國佛教至南北朝《大乘起信論》提出心性本覺，真如熏習本覺，真如占主導地位，從而有別於印度的心性論，進一步發展為禪宗的心性論。方立天的《印度佛教的心性思想》認為，印度佛教有心性本淨和心性不淨兩種說法，其主流是心性清淨說。關於中國佛教心性論的範疇網路，方立天指出，佛教對心範疇的論述，主要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從地位、功能、作用和結構的層次，把心分為心王和心所。第二，從性質上說，分為真心和妄心。第三，從心與精神現象的關係看，心與意、識二者的關係為體用關係。
對於佛教本體論，學界大致有兩種研究路向：一是在傳統哲學本體論框架下反思佛教本體論思想，這也是大多數學者所採用的方法。比如方立天教授的《印度佛教本體論簡述》認為，佛教的一切皆空的思想，並不是一種無本體之學，而是否定實體性、本原性的本體之學。麻天祥教授在《中國佛學非本體的本體論》一文中指出，中國佛學的本體論以緣生為理論基礎，否定外在的本體，並以性空為實相，順化而為實相非相的本體論，是一種非本體的本體論。另一種路向則對大多數學者所默認的佛教本體論立場提出疑問。近年來一些學者從西方本體論的含義出發，來檢視佛學本體論能否成立的問題。如傅新毅的《佛法是一種本體論嗎?——比較哲學視域中對佛教基本要義的反思》、夏金華的《佛學理論中有“本體論”學說嗎?》等文認為在佛教中不存在西方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
雖然佛教根本上追求的是徹底的覺悟和解脫，嚮往的是不在此世的彼岸世界，並不以世間的生存與價值為最重要的理論目標。但人是生活在世間的，因此又不能“離世間求解脫”。在世間，不論是方便，還是權宜，總是需要設定一種符合倫理的生活，這也是不同宗教中的一個共同特徵。對於佛教的倫理思想，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方立天教授的《中國佛教倫理論綱》認為中國佛教倫理的理論基礎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面：倫理旨趣的依據是人生論，倫理價值的基石是果報論，倫理自覺的根源是心性論。王月清的《中國佛教倫理研究》是第一部研究佛教倫理的專著。業露華的《中國佛教倫理思想概述》、張懷承的《簡論佛教倫理思想的基本觀點》、方立天的《佛教倫理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三個向度》、姚衛群的《佛教倫理思想與現代社會》等論文對佛教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進行了探討。
二、佛教宗派研究
在對中國佛教宗派的研究中，天臺宗、華嚴宗、禪宗、法相宗、密宗、三論宗、淨土宗等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各個宗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個方面：一是宗派歷史的研究，這既包括宗派通史的研究，也包括斷代史的研究。二是各宗派宗師的研究，從傳統祖統到實際的創始者都是研究的熱點。三是對宗派理論問題的研究，既有從哲學角度的反思，也有對各宗派教理邏輯發展的梳理。限於篇幅，下面以天臺、華嚴、禪宗的研究為重點，羅列在宗派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
1．天臺宗研究
在通史方面，潘桂明和吳忠偉合撰的《中國天臺宗通史》、朱封鼇和韋彥鐸合著的《中華天臺宗通史》、朱封鼇的《天臺宗概論》、曾其海的《天臺佛學導論》、董平的《天臺宗研究》、心皓法師的《天臺教制史》都是天臺宗通史方面的著作。
在天臺宗人物研究方面，關於慧文和慧思的論文有楊曾文的《天臺宗史前史——慧文和慧思》、張風雷的《天臺宗先驅慧思佛學思想初探——關於早期天臺宗思想的幾個問題》。關於智顥，張風雷著《智顗評傳》、潘桂明著《智顗評傳》、李四龍著《天臺智者研究》對其生平和思想都作了細緻的研究。楊曾文的《有關中日天臺宗的幾個問題》、張風雷的《天臺智者大師的世壽與生平》考證了智顗生卒年的相關問題。此外，這方面的論文還有張風雷的《智顗佛教心性論述評》、李四龍的《天臺智顗如來藏思想述評》、曾其海的《智顗天臺宗與德國古典哲學比較研究》、王仲堯的《天臺宗智顗的佛性思想》、心皓的《天臺大師的三封遺書解析》、沈海燕的《智者對法華妙理的展開》、程群的博士淪文《智顗禪學探微》等。除了智顗之外，對灌頂和湛然進行研究的有陳堅的《灌頂對天臺學和涅槃學的融通》、俞學明的《天臺湛然祖師地位是如何確立的》等。
圍繞天臺的性具思想，發表的重要論文有楊曾文的《天臺宗心性論述評》、潘桂明的《“性具實相”述評》、賴永海的《性具與性起——天臺、華嚴二宗佛性思想比較研究》、楊維中的《天臺宗性具善惡觀論析》等。
2．華嚴宗研究
從華嚴通史的角度看，代表性的著作是魏道儒所著的《中國華嚴宗通史》。對於華嚴宗成立之前的華嚴經學研究，魏道儒撰有《兜沙經與華嚴學的開端》、《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馮煥珍撰有《六世紀華嚴學傳承考辨》。在人物研究方面，華嚴五祖皆有學者涉獵。關於杜順，王頌撰有《關於杜順初祖說的考察》、路遠撰有《杜順、華嚴寺與杜順和尚碑》。對於智儼，習細平撰有《略論智儼法界緣起思想的核心及其思維特色》。三祖法藏作為華嚴宗的實際創始者，學者多有關注。方立天教授著有《法藏》一書，對法藏的生平與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楊曾文教授的《華嚴宗創始人法藏的“法界觀”》、邱高興的《華嚴宗祖法藏的生平和思想》、徐紹強的《法藏“無盡緣起”說》也對法藏生平和思想進行了研究。澄觀是華嚴宗理論的集大成者。楊曾文教授的《澄觀及其四法界淪》、李蓉的《澄觀的生平與思想》、韓煥忠的《清涼澄觀的三聖圓融觀》、董乎的《論澄觀對華嚴思想的發展》探討了澄觀思想的各個側面。宗密既是華嚴宗的五祖，又是菏澤禪宗的後人，身兼雙重身份。董群在《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學思想研究》的專著中認為宗密佛學思想的基本特徵表現為融合。向世山的《論宗密地方法論模式》、邱高興的《宗密對以馬祖道一為代表的洪州禪系的評述》、韓煥忠的《圭峰宗密對禪宗的判釋》都是有關宗密思想的論文。李通玄是唐代以居土身份治華嚴的著名人物，其著作在兩宋及以後頗受歡迎。邱高興的《法藏和李通玄佛學思想比較》、《以（易）解（華嚴）——李通玄對(華嚴經)的新詮釋》、秦團結的《試論李通玄的三聖圓融觀》都是研究李通玄的論文。
針對華嚴宗的哲學範疇，方立天的《華嚴宗哲學範疇體系簡論》認為華嚴宗特別重視和突出運用的範疇是法界(法性)與一真法界(一心)、理與事、性與相、一與一切、一念與九世、相即與相人。此外湯一介的《華嚴“十玄門”的哲學意義》對“十玄門”的哲學意義進行了揭示。
3.禪宗研究
禪宗研究是教界內外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研究領域，研究角度也是千差萬別，所取得的成果位居宗派研究之首。比如在禪宗史研究方面，作者所藏的重要禪宗史研究著作就有十數種，如顧偉康的《禪宗：文化交融與歷史選擇》、洪修平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杜繼文和魏道儒合著的《中國禪宗通史》、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和《宋元禪宗史》、葛兆光的《中國禪宗思想史》、潘桂明的《中國禪宗思想歷程》、吳立民主編的《禪宗宗派源流》、邢東風的《禪悟之道——南宗禪研究》、杜寒風的《晚唐臨濟宗思想述評》、魏道儒的《宋代禪宗文化》、高令印的《中國禪學通史》、麻天祥的《中國禪宗史略》、邱高興的《一枝獨秀——清代禪宗隆興》、紀華傳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與元代禪宗》、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禪學思想史》，等等，由此可見禪宗研究的興盛。
在禪宗的研究中，有幾個問題是學者們比較關注的：第一，南能北秀。以慧能和神秀為代表的南北禪法特徵的研究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論題。任繼愈的《神秀北宗禪法》、方立天的《論南頓北漸》、《中國禪宗創始人之辨析》、《慧能創立禪宗與佛教中國化》、楊曾文的《{六祖壇經)諸本的演變和慧能的禪法思想》、龔雋的《再論初期禪史中的頓漸》、伍先林的《神秀禪法思想》、林有能的《慧能與神秀思想辨析》、孔繁的《慧能“頓悟”說之評價》、劉夢驤《宗教改革：慧能禪學的深層結構與意義》、陳炎與趙建新的《慧能和海德格爾》等文章對慧能和神秀的思想進行了比較和研究。
第二，南禪傳承。南禪在慧能後分為三支：一是神會系，也稱荷澤大師，是對慧能一系取得禪宗正統地位起過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楊曾文教授所編校的《神會和尚禪話錄》取材豐富、整理精緻，並收錄了作者的研究論文，是研究神會思想的系統和代表之作。郭朋的《神會思想簡論》、方立天的《荷澤宗思想略論》、潘桂明的《也談神會在歷史上的地位》、邢東風的《認知與般若》、樂九波的《論神會的佛學思想》、聶清的《神會與宗密》、《荷澤宗研究》等也都是這方面研究的論文和著作。二是南嶽懷讓及其弟子馬祖道一系。關於馬祖道一的洪州宗，有代表性的論文如方立天的《洪州宗心性論思想述評》、賴永海的《馬祖道一與後期禪宗》、呂有祥的《馬祖禪風述略》、向學的《馬祖道一禪法之探討》、邱環的《馬祖即心即佛思想》、伍先林、劉藝的《試論馬祖教學精神》、段玉明的《若即若離：馬祖道一禪法略說》、杜繼文的《洪州系的農禪學和農業烏托邦》等。此外對出於南嶽一系的臨濟宗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方立天的《臨濟宗心性論述評》、潘桂明的《臨濟宗思想初探》、杜寒風的《臨濟義玄門庭施設賓主句探真》、李肖《臨濟義玄禪學思想述評》探討了臨濟禪法思想及教學特色。三是青原行思系，包括後來出現的禪宗五家中的三家，即曹洞宗、雲門宗和法眼宗。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說述評》、徐文明的《曹山本寂禪師的禪法思想》、夏金華的《試論佛教曹洞宗對易的利用》、馮學成的《雲門宗史話》研究了這些南宗後起派別的禪學思想。
第三，禪宗的思想特色和精神。任繼愈的《禪宗的特點和地位》認為，禪宗的思想特點：一是講“明心見性”；二是注重“自我解脫”。方立天的《禪宗精神——禪宗思想的核心、本質及特點》一文認為，禪宗思想體系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論、工夫論和境界論。樓字烈的《禪悟的認識論意義》認為禪宗的證悟特別重視具有主體意識的強烈體驗，同時也包括具有極大靈活性的辯證法。邢東風的《禪的可說與不可說》對禪的不可言說提出質疑，同時指出，歷來對禪有兩種把握方式：參究和研究。研究是基礎，參究是更深一層的工夫，研究是優先的，參究是根本的。單純在《禪宗的佛性論及其意義》中認為禪宗將印度佛教本寂說轉化為本覺說，突出了佛性自覺、反省體悟和頓悟成佛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吳言生的《禪學三書》分別從禪宗詩歌境界、禪宗思想境界、禪宗哲學象徵三個角度，以理性和悟性並重的方式分析了禪宗之佛心、禪韻、詩情。
三、佛教歷史研究
佛教產生于印度，興盛於中國和東南亞諸國，傳播於朝鮮、日本。近代以後又傳播至歐美地區，影響遍及全世界。對佛教在這些地區傳播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成果。
1．世界各國佛教史
對世界範圍內佛教傳播史作整體研究的專著當屬杜繼文主編的《佛教史》一書，該書從地域上看，涉及了佛教在印度、中國、朝鮮、日本、東南亞以及歐美各國的傳播。關於印度佛教的研究，早期如呂激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略》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此後黃心川先生著有《印度哲學史》。本書雖不是一部有關印度佛學的專著，但將佛教哲學作為整個印度哲學發展史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加以詳細論述。方廣鋁著《淵源與流變：印度初期佛教研究》對印度初期佛教中涉及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關於日本佛教的研究，楊曾文教授出版了一系列的成果。他于1992年翻譯出版了村上專精博士的《日本佛教史綱》。而他自己的專著《日本佛教史》則是在利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依據日本佛教原始典籍和資料而寫成的，此書歷史敍述和思想敍述並重，不同于日本學者側重于歷史活動敍述的佛教史書。作者認為日本佛教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佛法護國觀念、神佛同體和一致論、鮮明的宗派意識、念佛和唱題的盛行以及世俗化傾向等五個方面。楊曾文教授在《近現代日本佛教史》一書中對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佛教的發展作了論述。關於朝鮮佛教的研究，何勁松著《韓國佛教史》(上、下)，主要論述了韓國自4世紀三國鼎立時期直至近代以來佛教的傳人、傳播、演變和發展過程。
2．中國佛教史
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方面，前輩的著名學者如呂激先生、湯用彤先生等做了大量細緻人微的工作，為後來的研究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嚴北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是以當時的意識形態為指導完成的第一部佛教通史著作。任繼愈主編，杜繼文、楊曾文等參加編寫的多卷本《中國佛教史》是中國佛教史領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到第三卷。郭朋所著的《中國佛教簡史》、《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中、下)是作者在一系列佛教斷代史的基礎上撰寫的中國佛教史著作。鑒於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僅出三冊，只寫到南北朝時期，郭朋的這些極有分量的著作無疑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佛教通史。邱明洲《中國佛教史略》是一部在改革開放後出版較早的佛教史著作。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對兩千年中國佛教中在家居士信眾的信奉史進行了研究。魏道儒《佛教史話》、方立天主編、華方田副主編的《中國佛教簡史》、高振農《中國佛教源流》、劉克蘇《中國佛教史話》、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的歷程》也都是中國佛教史方面的著作。
地方佛教的研究有助於深入和細化中國佛教的研究，近年來地方佛教史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遊有維的《上海近代佛教簡史》、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班班多傑的《藏傳佛教思想史綱》、胡思厚的《甘肅佛教史》、韓溥的《江西佛教史》、王榮國的《福建佛教史》、崔正森的《五臺山佛教史》、嚴耀中的《江南佛教史》、王路平的《貴州佛教史》、陳榮富的《浙江佛教史》、王海濤的《雲南佛教史》、徐孫銘、王傳宗主編的《湖南佛教史》、嚴耀中《中國東南佛教史》、廈門佛教協會編寫的《廈門佛教志》、寧波佛教協會編寫的《寧波佛教志》等。
在佛教斷代史研究方面，著名學者湯用彤先生曾寫過幾部有關佛教斷代史方面的專著，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均堪稱佛教斷代史研究中的權威之作，在國內外均有較大的影響。範文瀾先生所著的《唐代佛教》是把《中國史簡編》中佛教部分和張遵騮編《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合在一起形成的。郭朋先生所著《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三部佛教斷代史專著、任繼愈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顧吉辰著《宋代佛教史稿》、任宜民著《中國佛教史：元代》等也都論述不同時代的佛教發展史。此外研究特定時代佛教某個方面發展的專著有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上、下)、李映輝《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輯考》、劉長東《宋代佛教政策論稿》、曹剛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周齊《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等。
對近代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專著有郭朋、廖自力、張新鷹合著的《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李向平《救世與救心：中國近代佛教復興思潮研究》、何建明《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麻天祥《晚清佛教與近代社會思潮》等。
四、佛教典籍的編纂、整理與研究
1．藏經編纂
1980年呂激先生出版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指出了過去的大藏經以及日本大藏在編目上的問題以及對失譯經考訂的過失，並提供了一個新大藏經目錄，為漢文大藏經的編纂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從1982年起，任繼愈教授開始主持編纂《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部分。該藏經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共收錄典籍1939種。到1997年出齊了全部106冊，2004年又出版了《總目》。目前《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續編》的編纂工作也已啟動。此外方廣鋁組織編寫的《藏外佛教文獻》，是以收錄未被歷代大藏經所收入的各類佛教文獻為目標而編收的一部佛教典籍叢書，目前這套叢書已出版了九冊。童緯編《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是一本有關大藏經的索引著作。
2．經典校勘與釋譯
改革開放後，為了滿足廣大讀者閱讀和研究佛教典籍的需要，學者們對具有廣泛影響的佛教典籍進行了校勘、今譯、闡釋。由中華書局組織出版的《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系列叢書，是從中國佛教典籍中選出反映中國佛教歷史和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加以標點、校勘、注釋的佛教叢書。目前出版的有點校類：《五燈會元》、《宋高僧傳》、《古尊宿語錄》、《出三藏記集》、《神會和尚禪話錄》、《祖堂集》。校釋類：《壇經校釋》、《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三論玄義校釋》、《童蒙止觀校釋》、《高僧傳校注》、《大乘起信論校釋》、《成唯識論校釋》、《法苑珠林校注》、《肇論校釋》、《比丘尼傳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楊曾文、黃夏年主編的“中國禪宗典籍叢刊”，目前已出版《趙州錄》、《臨濟錄》、《祖堂集》、《禪苑清規》、《馬祖語錄》、《大慧書》、《禪源諸詮集都序》等七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了白話佛經系列，現出版有《寶積經今譯》、《法華經今譯》、《華嚴經今譯》和《維摩詰經今譯》、《淨土諸經今譯》、《圓覺經今譯》、《金剛經今譯》、《大般涅槃經今譯》等。
除了這些系列叢書外，單本佛典的校勘和釋譯也有很多，比如對《壇經》進行校勘和白話翻譯的著作加起來可能有數百種之多。其中較為重要如郭朋的《{壇經)對勘》、周紹良的《敦煌寫本（經）本》、楊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李申合校、方廣鋁簡注的《敦煌壇經合校簡注》等。其中楊曾文教授校勘所據的敦博本(或稱敦煌新本)，是任子宜先生于1935于敦煌千佛洞上寺發現的，後藏于敦煌縣博物館。該版本是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本的同源異抄本，因此該版本的發表和校勘，彌補了倫敦所藏敦煌本的錯漏之處，為《壇經》和禪宗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佛教研究飛速發展，取得了眾多的研究成果，上面所述的四個方面，僅是佛教研究的一個側面。限於篇幅，還有很多重要的研究進展在文中沒有提到，挂一漏萬之處甚多。如果作簡要概括的話，佛學研究在這三十年的發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研究範式的不斷轉化和更新。改革開放初期，佛教研究處在恢復和重建期，恢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斷的研究，重建的仍是文革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框架下的佛學研究。其後，佛教研究逐漸擺脫了意識形態色彩，開始以哲學、歷史、文學等方法對佛教進行客觀研究，直到目前這一方法仍然是佛教研究的主流。近幾年，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和國外佛學研究成果的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式開始出現，比如大量引用和採納梵文文獻資料的研究、對佛教概念體系進行反思的研究等。這些研究方式雖然尚未成型和普及，但卻反映了佛學研究方法開始向多樣化發展的趨勢。
作者簡介：邱高興，男，河南修武人，1966年生。1983-1987年于吉林大學哲學系學習，獲哲學學士學位。1987-1990年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宗教學系學習，獲哲學碩士學位。1993-1996年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兼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社科院佛學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特約研究員、四川省什邡市馬祖文化研究會顧問、《中國哲學年鑒》特約編輯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國佛教史、華嚴宗哲學。主要的論文有：《孝戒關係論——佛教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的調和性解釋》、《原始佛教因緣思想略論——以四〈阿含經〉為中心》、《法藏與李通玄佛學思想比較》、《華嚴經淨土念佛思想的三種形態》等，分別發表於《世界宗教研究》、《社會科學戰線》、《吉林大學社科學報》等雜誌。主要的著作有《李通玄佛學思想述評》（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清代禪宗隆興》（遼寧人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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